与荷兰的全民皆商崛起模式不同，苏联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狂热卷起的国家权力动能，由国家暴力直接推进的工业化，迅疾实现国家崛起，并因此激发领导世界的政治雄心。这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国家发展方式。
苏联据以建国的俄罗斯，本来是欧洲一个贫穷的国家。十五、十六世纪，莫斯科公国领头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独立国家。直到十七世纪，由于俄罗斯与东方的接近，与西方的疏远，一直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彼得大帝上台，确定了俄罗斯的帝国体制。并倡导、推进学习西方的改革，俄国的工商业才逐渐发展起来。彼得大帝的改革从着装到官制，再到国际关系处置方式，都依循西方。这些措施，将俄罗斯整合成一个初具现代规模的国家。后来，经过叶卡捷琳娜时期的开疆拓土，俄国势力大大扩展。打败了拿破仑的亚历山大一世，高歌进入欧洲心脏地带。同时也为俄国人感受西方现代文化提供了宝贵机会。亚历山大二世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意识到俄国的落后在于工业发展缓慢和政治体制糟糕。因此下定决心废除农奴制，并发愿让社会上层阶级和底层群众都能接受改革和从中受益。他的遇刺，中断了俄国的改革。随后的日俄战争失败、“一战 ”的处境，导致俄国国内矛盾的迅速激化，二月革命发生。但革命后产生的克伦斯基政府，无力对付国内庞杂的事务，更无力对付保皇党和共产党的两面压力，经济疲弱、腐败横行，又强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在十月革命中被风卷残云式地摧毁。
十月革命建立起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这实际上是俄罗斯及其强制纳入准帝国体系的卫星国组成的畸形国家。苏联的国家建构基础，不是宪法，而是意识形态。只是在建国之初强行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遇到明显的阻力，显然无法推行下去的时候，才以新经济政策的名义做出了退让。但这并不等于说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就释放了刚刚被自己成功捕获的国家。继承列宁权位的斯大林，一方面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毫不留情地清洗了党内敌对派系。另一方面，又以 “一国率先建成社会主义 ”作为号召，提升国家的物化实力。他不惜工本、耗竭性使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国家的工业化，促使苏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为工业国家。
这些措施，在今天看来，缺少正当性支持。但在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快速转变为实力强大、足以称霸世界的国家发展方式上，还是令人刮目相看，尤其是对于那些同样贫穷落后、而又急于后发先至的国家来说。用今人熟谙于心的说法，就是苏联领导人以国家强制的工业化解决了硬实力问题，以意识形态的说辞建立起国家的软实力，以对别国的实利占有和虚词诱引显示出国家的巧实力。须知，英国晋入这样的国家境界，用了五百年！美国确立其世界霸权，用了一百五十年！而苏联仅仅用了不到五十年！
苏联的迅速发展，确实仰赖国家的两手措施：一是极具诱惑力的意识形态，二是国家暴力的强行推进。这两手确实能以 “短、平、快”的招式，将国家面目全盘改变。但苏联的陡然崛起，却不是以国家权力的规范架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有序支撑起来的。国家实际上一直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因此它的突然崩溃，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苏联以七十年的时间代价，坐了一回过山车。
但这样的国家处境，被它的外在辉煌严严实实地遮蔽住了，人们一般绝对发现不了国家的真实状态。不唯一般民众被苏联的国家力量所震撼，即便是研究国家问题的专家、探究国际关系的大师，也对之赞叹不已。其间，也偶有一些批评，甚或是严厉的批判。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与美国是平分世界秋色的两个超级大国，几乎是绝对无以撼动的结论。苏联也以一种领导世界的姿态，以社会主义领袖国家的身份，以工业化强国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社会的重要场合。直到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人们才目瞪口呆地发现，原来苏联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而苏联在其延续的历史进程中，其外观上呈现的无比强大的国家实力，其实并不是切实可靠的国家实力展现，而是本文要说的 “苏联幻觉 ”。
苏联幻觉，是一种国家综合实力不足以支撑强大国家运行，但却硬生生地以强大国家自我确认、以强大国家介入国际事务、以强大国家掩盖国内尖锐矛盾、以强大国家来为各种弊端遮羞的国家幻象。这样的国家幻象，以人们在意识形态的循环性论证，寻找并发现不断促使举国陶醉的自证优越根据。
以国家力量单方面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苏联制造出国家幻觉的一个重要 “推手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一度陷入战时共产主义经济的泥淖。经过新经济政策的纠偏，国家勉强克服了经济困难。一九二八年开始了五年计划。这种计划方式，就是一种旨在迅疾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这种由国家权力不计代价推动的工业化，在党内不断出现争论，但斯大林一意孤行，刚性的计划经济由此而起，国家所有制度由此定型：国有大型重工企业黑洞式地吞噬农业和轻工业所需要的资源，中央机构直接决定企业的规划、管理和控制，党的政治意志和国家的行政指令，成为经济运转的指挥棒。苏联的工业化目标倒是迅速实现了，但极度畸形的经济体系就此难以矫正。这种高成本、低收益、完全无视市场功能的工业化模式，构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内因。
社会难以克制的依赖性，是官方坚持不断制造国家幻觉的必然产物。这种依赖性，在社会精英那里体现为对权力的膜拜。技术精英是斯大林一直倚重的治国力量，但他们缺乏起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思考能力，几乎成为国家并不均衡发展但却予人强大感的国家幻觉的制造者。人文社会知识界普遍缺乏批判精神，缺少穿透现实迷雾的起码能力，让公众始终沉浸在苏联对世界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幻想中。结果，直到国家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都无人真正启动纠错机制。
在电视片《大国崛起》的编导梳理出的九大国轮流崛起的世界现代史画面中，合理地给出了英美两国主导三个世纪世界进程的理由。只不过编导们没有同时合理指出在英美前后或同时出场的其他七国，是不是具有名副其实的大国地位。说起来，真正的大国，必须有一系列严格的指标。简言之，时间上的百年尺度和空间上的国际示范，是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大国的起码指标。像荷兰那种稍稍指示了现代方向，便被历史埋没的国家，既没有为自己开拓可持续发展的国家道路，也无法示范其他行走在现代道路上的国家。如果坚持说荷兰发挥过某种示范作用的话，那倒是一种诱惑国家全民皆商、一夜暴富的反面作用。全民皆商，不是说真让全民实际进入商贸领域，而是让全民指望经商致富，绝对不将心思花在国家建构、工业创新、科技发明、文化进化和社会改良上面。
苏联这样的国家也是现代国家发展的负面样板。本来后发国家应当通过更为扎实的国家建构和经济社会发展功夫，夯实国家发展根基，从而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奠立坚实基础。但苏联唤起的那种强将后发劣势说成后发优势，不计发展处境硬性追求后发先至的国家幻觉，必定将全盘模仿苏联建国的所有国家推向一个危险的境地。
处在国家发展十字路口和深度改革困局的中国，需要作别全民皆商、领导世界的空幻观念，将国家引向健全发展的道路，坐实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改变单纯以国家推动的发展模式，引入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庶几有望避免重蹈荷兰与苏联的覆辙，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大国。
作者:任剑涛 来源:《读书》2014 年第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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