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是，现在的“反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攻击大英帝国，然而，在法国沦陷和德国入侵苏俄之前的关键时刻，正是大英帝国在独自反击法西斯主义。更可悲的是，我们还得必须指出这些“反法西斯团体”无数恶行中最愚蠢之所在，他们竟然认为“大英帝国与奴隶制存在密切关联”。实际上，大英帝国与奴隶制的主要联系是，它废除了奴隶制。在威廉·威尔伯福斯、英国议会和英勇的皇家海军讨论这个议题之前，奴隶制被世界各国的文化视为人类生活的一大特征，和天地一样永恒。大不列颠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奴隶制铲除殆尽。

这些“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无知程度，令人可怜但并不出人意料。不过，我们从中可以汲取教训，这个教训不仅适用于英国人，也适用于其他所有人：当一个社会失去自身的记忆，它会不可避免地陷于痴呆。我总是试着告诉我的美国邻居（译注：作者是加拿大人），国家的衰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上的——因此，接受衰落的心理很重要。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有一个异常深刻的洞见，其中，他以移民的视角谈到1944年的英国：

“现当今，集体主义成为独特的精神食粮，随着集体主义的推进，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发生了一些转变。其中的一个变化是，人们愈发不敬重美德（the virtues）——它们变得愈发罕见——恰恰是在这些美德上，英国人有理由感到自豪，而且，正是在这些美德上，人们过去普遍认为英国人表现得出类拔萃。”

“盎格鲁-撒克逊人拥有的美德要高过其他大多数民族——除了瑞士、荷兰等少数小国家，这些美德便是独立和自立、个人首创精神以及地方责任，成功地依赖自愿活动，不干涉邻居的行为，容忍异见和怪人，尊重习俗和传统，以及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

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份清单上的几乎所有条目——从“独立和自立”（大约40%的英国人接受政府救济）到“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已经被英国人抛弃，现如今，对几乎任何暂时的不便，人们条件反射般地要求政府“有所行动”（do something）。倘若，美国政府极大扩张，公民对政府的依赖却并未随之加剧，那么，美国例外论可算实至名归了。

这是怎么了？“二战”后，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对英国有个著名评语，英国失去了一个帝国，却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实际上，英国倒是没有“失去”帝国：那个帝国和平地演化为英联邦，这比（帝国）通常的结局要好。不过，现代英国似乎不想扮演任何角色。与其说英国失去了一个帝国，不如说它似乎失去了意义。

这一切是有后果的。看看现如今剑桥大学“非帝国主义的”帝国舞会，如果英国教育界的精英如此心甘情愿地屈从于非历史的梦呓，那么，面对针对学校系统的其他更典型的指控，它将如何回应？英国政府切断了两代学生的文化传承，有朝一日我们会把这种行为视为虐待儿童，这给（英国的）未来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为什么要对大批英国穆斯林加入塔利班感到吃惊呢？这些青年在卢顿和西布罗姆维奇上学，他们除了知道英国要对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糟糕的主义负责之外，对这个名义上的祖国一无所知。如果这就是你对英国的全部了解，你还会效忠于女王和这个国家吗？如果你不转而信仰伊斯兰教，那该怎么办？英国人民的改造过程，堪称“一项非凡成就”。他们就读的学校什么都没有教给他们，然而，他们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英国社会是建立在历史不公之上的非法勾当。哈耶克所推崇的美德？哈，那是用来欺骗傻瓜的。

1942年，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勾勒出现代英国福利国家的蓝图，他的目标是通过“国家与个人的合作”来“消灭贫困”（abolition of want）。威廉爵士试图使公民的生活不受无端命运的影响，结果，他的“成功”超出了自己的预想：“欲望”（Want）几乎被破坏殆尽。今天，想工作、想结婚、想养育孩子、想过一种有意义或有尊严的生活的英国人越来越少了。丘吉尔把自己的著作命为《英语民族史》（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而不是《英语国家史》。这些国家在创造、维持现代世界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正是来自它们的人力资本。

作为国家政策问题，一旦你把人力资本挥霍殆尽，将会发生什么？英国已经成为欧洲吸毒人数最多的国家，性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单身母亲人数最多的国家；除了上流阶层、高级同性恋和穆斯林，婚姻几乎名存实亡。对美国人来说，理解现代英国的最好方式，便是看看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对黑人家庭的影响，然后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发生在普通人当中会是什么样子。五分之一的英国儿童，家里的大人是没有工作的。近九十万人一直在请病假，他们周复一周地领了长达十年的“病假津贴”，这种情况还在持续中。马基雅维利认为，“懒惰成性”（Indolence）是自由社会的最大敌人，但很少有哪个国家像英国那样，彻底接受了这种古老的诱惑。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政府不能替你支付的。

让我们从《每日邮报》随机选读一条新闻：一名21岁有学习障碍的男子，用纳税人的钱飞到阿姆斯特丹，与一名妓女发生性关系。为什么不呢？他的社工声称，性爱是一种“人权”，他的委托人还是处男，有权要求国家为这一权利买单。幸运的是，女王陛下的政府成立了一个5.2亿英镑的项目，专门用来为“残疾人赋权”。该社工解释说，“他打算做的事还有很多，绝不会自我了结。”

“阿姆斯特丹的妓女比英国的同行受到更多的保护。让他找点乐子吧——我想说。难道你们不希望我们能控制这一环节，引导他、教育他、支持他理解这个过程，最终让他在一个安全的特许场所获得满足，作为一个人，他的幸福和成长才是最重要的吧？拒绝为他提供这种服务将会侵犯他的人权。”

在大政府之后，在全球衰退之后，在自由丧失之后，只剩下无情的公民解体。让统计数字说话吧。1900年，每千人的可诉罪（indictable offences）数量为2.4件，1954年，攀升至千人9.7件，1992年则飙升至109.4件。飙升的官方数字还是低估了现实：因为许多犯罪行为已经“非刑事化”（如入店行窃），大多数犯罪行为没有上报，大多数上报的犯罪行为没有被调查，大多数被调查的犯罪行为没有得到解决，几乎所有解决的犯罪行为得到了不相称的惩罚。然而，这种违法行为不过是更大的社会破裂的症状。在一次会议上，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回忆起自己的家乡，他说“一战”前后，他的祖母在利物浦码口区经营着一家酒吧，客人在她面前破口大骂的情形只发生过一次。而且，那个人随后道了歉。

“以前的那个英国像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他们的行事方式与现在不同。”但从2010年的英国看，它像是另一个世界，或者说是一个失去的文明。去年，“儿童事务大臣”（一个兼具奥威尔和赫胥黎风格的职位）宣布，他们将对2万个“问题家庭”实施全天候的闭路电视监控。据《每日快报》报道，“监控是为了确保孩子上学、按时睡觉和合理饮食。”奥威尔式的政府——出现在每个家庭的“荧光屏”上——几乎成为现实，尽管有人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一个监督你按时上床的奶妈国家怎么会是奥威尔式的政府。

对大政府的崇拜者而言，大政府成了一种宗教：国家就是教会。伦敦地铁爆炸案后，戈登·布朗开始考虑创立一个所谓“英国版的美国独立日”，即一个强化英国认同的新的国定假日。工党智库“费边社”建议，新的“英国日”应该定为7月5日，也就是英国国民保健制度成立的日子。因为当今英国认同（British identity）的本质是，排上两年队以便于做一次髋关节手术。这个7月5日的国定假日：他们可以称之为“依赖日”（Dependence Day）。

一个资深盎格鲁强国（译注：英国）的命运，是否为美国提供了足够的借鉴？不难想象，类似迈克尔·布隆伯格（译注：前纽约市市长）的家长式技术官僚在纽约全覆盖闭路电视监控，表面上是防范恐怖主义，但也可以用来监控你的反式脂肪（trans fats）。每个时代都有一种幻觉，即幻想自己可以成为永恒。但是，你对自己的文明持续地发动意识形态攻击，不可能不产生深远的后果。没有彻底的“拨乱反正”，我们将目睹盎格鲁-美利坚时代的终结，以及缔造现代世界的（英语）国家的没落。美国政府的开支不仅超出了美国的支付能力，从某些方面看，甚至超出了世界的支付能力；它追随英国的步伐，陷于代际性依赖、失败的教育体系和不可持续的权利的泥潭；它赚的越来越少，并把自己的未来抵押给竞争对手，以换取廉价的中国商品，但即便如此，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认为，他们可以不受影响，仅仅因为他们是美国人。那个古老的国家还可以提供一条教训。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提炼了数代英国人的假设，他说，生为英国人，就像是中了人生的头彩。在“一战”前夕，萧伯纳在戏剧《伤心之家》中反驳了这种想法，他嘲讽英国的统治阶级，认为他们过于自命不凡，以至于看不清未来。他写道，“你认为上帝的律法会因为你出生在英国而格外眷顾英国吗？”

在我们这个时代，生为美国公民就像中了人生的头彩，和当年的英国人一样，太多的美国人想当然地认为一直都会如此。你认为上帝的律法会因为你出生在美国而格外眷顾美国吗？巨大的社会动荡就在前方，在它的尽头处，我们可能会迎来一个后盎格鲁圈（post-Anglosphere）的世界。

英语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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