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正统的力量和对异见者的迫害无法消除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声音，因为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精神已经强大到足以在西方所有迫害中存活下来。从十三世纪起，所有的智识、政治和经济创新都源于西方。直到几十年前，东方通过接触西方而受益之时，在历史所记录的哲学、科学、文学、技术、政府和商业上的伟大人物几乎无一来自东方。

在西方观念开始渗入之前，东方经历了停滞和死板的保守主义。对东方人自己来说，奴隶、农奴、贱民、寡妇殉夫或妇女裹脚这样的风俗、野蛮的刑罚、大众的苦难、无知、迷信和无视卫生并没有任何过错。因为不能掌握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意义，今天他们仍痴迷于集体主义的项目。

虽然这些事实广为人知，但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今天仍然热衷于支持这样的政策，它们旨在用一位权威的计划来取代每个个人自治的计划。他们渴望奴隶制。

当然，极权主义的拥护者会抗议道，他们想废除的“只是经济自由”，而所有“其它自由”将会保持不受影响。但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区分人的生活和活动的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是他们的谬误中最严重的。如果一位全能的权威有权力为每个人分派他必须执行的任务，这个人就不再剩有任何自由和自主权。他只能在严格服从和饿死之间进行选择。

计划当局可能会召开专家委员会来建议是否应该给一个年轻人机会在知识或艺术领域学习并工作。但是，这样一种安排能培养的不过是鹦鹉学舌般重复前人观念的门徒。它会阻拦掉那些不同意已被接受的思考方式的创新者。如果创新的发起人需要得到那些他打算背离其学说和方法的人授权，就不会实现任何创新了。黑格尔不会给叔本华或费尔巴哈授权，而劳（Karl Heinrich Rau）教授也不会授权马克斯或卡尔·门格尔。

如果最高计划组织委员会最终决定了哪些书要印，谁在实验室作实验，和谁画画或雕塑，还有在技术方法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变更，就不会出现任何改善或进步。在统治者手里，个人就会成为一枚棋子，统治者们在“社会工程”里就会操纵他们，就像工程师操纵他们用来建造房屋、桥梁和机器的材料一样。

在人的活动的每个领域里，一项创新都是一次挑战，这挑战不仅针对一切墨守成规者和传统方法的专家和实践者，而且也针对那些在过去自己也曾是创新者的人。它在一开始遇到的主要是顽固的反对。这种障碍在一个拥有经济自由的社会里能被克服。它们在一个公有制计划经济（socialism）的制度里是不能克服的。

个人自由的本质是背离传统思考和做事方式的机会。通过一位确立的权威来计划妨碍了由个人来做出的计划。

文/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本文节选自《理论与历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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