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和罗马的遗产

至于长久以来被视为西方文明另一个重要源头的古希腊，对于美国人来说，或许是教训大于经验的所在——希腊人由于好战和过于失序而带来的失败的教训，倒是能让美国的立国者们引以为戒。尽管雅典的建筑很美，但美国人早就看到，在这种美的背后，是无比巨大的代价：辉煌的伯里克利建筑群的建造资金是从雅典的盟友那里窃取来的，其实代表了一种贪婪的帝国主义，而在这些看似伟大的建筑物的背后，更有无数条因为轻信了雅典人而惨遭屠杀的古希腊其它城邦的人的性命。就雅典本身而言，它的“伟大时代”也只延续了不到五十年。对此，美国的建国者们自然不甚满意，认为美国理应找到更持久的发展道路。

尽管如此，在美国的政治秩序中，至今仍然可见古希腊秩序构建者梭伦的影响。这位卓越的立法者曾经为雅典制定了一部宪法，两千多年之后诞生的美国宪法，正是继承了它的审慎气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宪法中的制衡精神，以及在立法中强调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间的妥协，这些似乎都受到了梭伦立法精神的影响。美国人或许不会忘记梭伦临死之前吟诵的一首诗里的几句：“如果你们正遭受苦难，不要责备掌权的神/因为他们本是善良的，而所有的错误都因我们自己/你们要将一切要塞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现在他的奴隶们必按他的命令行事。”

而在著名的希腊哲人中，美国秩序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显然要远远超过柏拉图。其实，柏拉图本人并非被当代政治学家贬低的那种柏拉图主义者，他不是狂热计划的制定者，反而着力打开别人的眼睛，试图让人们看到更多的真实。像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一样，他也试图通过深化希腊人对宗教的理解，来恢复希腊社会的活力——这也正是数千载之后，美国社会活力的源头——尽管以失败告终，但仍不失为一位将上帝作为万物尺度的智者。而且，柏拉图几乎所有的努力，都是志在恢复秩序——这在几十个世纪之后，同样被美国人继承了。

至于亚里士多德，美国人从他的著作中受益良多。亚里士多德在秩序观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中道观”，即应该通过避免过分和极端而实现和谐的秩序，维持私人和公共生活中的稳健或平衡。他还提倡一种融合了不同形式之优点的混合政府，集贵族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于一身，这类政府一般由中产阶级主导——这些中产阶级，都是想要维持一个体面持久社会秩序的民众。

恰好，美国从一开始就基本是一个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独立的小农场主作为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占据了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人口的大多数。在南方种植园，自耕农也占据着有选举权人数的多半。同时，主导美国城镇的，也是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中间阶层几乎囊获了美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当然，美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不可能实行像古希腊那样的直接民主，况且，直接民主也被认为是导致希腊失败的主要原因。实际上，美国宪法在制衡方面的精细程度，要超过梭伦制定的宪法，他们按照英国模式，在各州及联邦都建立了代议制政府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元素——总统，参众两院、独立的司法体系——至今仍很少受到质疑。这样的政府组织形式，体现了“共和”这两个字的真义。

至于罗马，美国人从他们那里继承而来的最明显的遗产，无疑是“自然法”的理念和实践。西塞罗在他的名著《法律篇》中写道，最高法来自上帝，它的渊源比“成文法或国家的出现”还早，正义的缘起就在法律之中，因为法律是自然力量，真正的法律是智慧人的正义理性，是一种上帝的恩赐。

埃德蒙·伯克的社会契约观

在美国立国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洛克的《政府论》的影响，但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另一位同样重要的辉格党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在柯克眼中，伯克那与众不同的社会契约观，也是孕育美国秩序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

伯克在他《法国革命反思录》中，回应卢梭的追随者说，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确实存在，不过它并不是卢梭阐释的那种权利和契约。社会中确实存在一种契约、伙伴关系，但它不只是某种为了确保私人收益的商业机制，也不是卢梭的无限公意所表达的那种意思，那些权利不应当是冷冰冰的抽象概念，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用来防范政府的侵害。伯克认为，如果单纯将自然权利压缩为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或是“生命、自由、财产”这样的口号，就忽视了公共事务的复杂性，也把大多数伦理关系排除在外了。

伯克认为，“如果说公民社会有利于人，它所带来的所有好处就变成了人的权利。它是行善的体系，而法律本身不过是按照规则行善。”伯克追溯到洛克之前的共同体观念，一种比洛克和霍布斯的“个人”更温暖的理念，即，真正的社会协定是永恒的，它将死人、活人和尚未出生之人联结在一起。我们所有人，都是这灵性与社会伙伴关系的一部分，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面向永恒的联系，这种带有超越性的永恒约定，乃是上帝命定的。

长达几十个世纪的基督教传统，就这样影响着当代美国的政治秩序和民众的精神世界，难怪连美元票面上都印着：“我们信仰上帝。”

文/马维，原载于2018年9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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