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方世界的战略选择： 外部政策与内部政策
那么，西方国家会如何应对族群宗教多样性提高带来的结构性困境呢?
其实，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在处理类似问题上有过非常成功的经验。美国过去一直被称为“大熔炉”，意指具有不同族群宗教背景的移民抵达美国以后，基本上都能融入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政治共同体，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分子，并能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尽管如此，这个大熔炉实际上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最初的定居者主要是来自英国的新教移民，后来则主要是来自西欧白人族裔的基督教移民，再后来才是来自东欧白人族裔移民。美国的这种移民来源结构一直维持到了19 世纪末。
19 世纪晚期，美国移民政治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华裔劳工增加引起了美国国内社会的反弹，最终导致1882 年“排华法案”的通过。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对此当然非常不满。但排华法案的出现本身却有着特定的政治逻辑。该项法案的提出原因，是有议员认为华人劳工很难被同化，而这对美国社会来说可能是一个威胁。所以，有议员主张： “门必须被关上。”跟今天相比，那个时代的美国政治家和立法者要现实主义得多，也更少讲究后来意义上的政治正确。
1882 年以后，尽管美国移民政策经历过或松或紧的不同时期，但直到1965 年新的移民法案被通过之前，他们一度长期实施族裔或国籍来源地配额制政策，即根据当时美国人口的族裔比例构成来决定相应族裔或国籍来源地的移民配额数量。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一移民政策更保守主义、更现实主义、更民族主义，也不讲究后来的“政治正确”原则。
法国政治社会学者米歇尔•韦耶维欧卡（Michel Wieviorka） 研究了近现代欧洲多族群国家进行国家构建和政治整合的经验后认为，它们主要借助三个途径进行了成功的民族整合： 一是充分发展工业化和工业社会，二是建立一个平等主义的国家，三是塑造民族认同。但这种整合主要针对的是欧洲内部不同白人族裔的基督教人口。当然，这种国家构建与民族整合不是没有产生历史遗留问题，比如英国的苏格兰问题、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加泰罗尼亚问题等，都是这种国家构建和民族整合不充分的产物，至今对这些国家来说仍然是政治上的沉重包袱。
然而，今天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移民不再是来自欧洲或西方世界的内部，他们的主体不再是白人族裔的基督教群体。面对这样的人口结构巨变，西方世界究竟应该选择何种应对的战略呢?分析可能的战略，首先需要分析它们的约束条件。西方国家面临着两种主要的约束条件： 一种是结构性的，一种是制度性的。
两个主要的结构性约束条件是全球化与人口趋势。对西方国家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速的全球化几乎不可逆转，全球贸易、投资与人口流动等指标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不仅会继续维持，而且可能还会继续深化。从人口结构来看，西方国家目前人口结构的族群宗教异质性程度已经大幅提高。在可预见的未来，移民作为一个全球现象，其驱动力尚未衰竭，而西方社会内部白人族裔生育率的显著降低和少数族裔拥有相对更高的生育率，也是一个基本事实。
西方国家还面临着几种主要的制度性约束条件。首先，西方国家是自由民主政体。这意味着合法移民不仅跟其他公民拥有同样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而且他们一样可以进行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亦可借助政治动员、政治抗争等手段发挥更大影响力。其次，欧美社会基本都实行福利国家政策。这既是它们吸引移民迁入的直接诱因之一，也导致了移民会增加社会福利成本。最后，欧美国家民主运作以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为主要平台，而移民既有可能成为重要政治议题，又可能成为重构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比如，美国民主党在移民议题上通常立场温和，原因在于获得投票权的移民往往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一般而言，今天西方国家可能的战略选择，不得不考虑上述诸种约束性条件。但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成功的战略选择或正确的解决方案需要突破上述诸种约束性条件的限制。这里的问题更为复杂。
基于上述分析，目前西方国家在外部政策上，很可能会从人口流动的过度全球化转向更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实际上，包括英国、美国等主要国家已经发生这种政策调整或转向。具体而言，可能的政策选项包括保卫边境、收紧移民政策以及强化移民归化。“保卫我们的边境”，正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口号，他强调的是强化物理边境管理与法律边境管理。英国则强调，要强化边境管理问题上的国家主权。在收紧移民政策上，西方国家可能的做法包括限制移民数量，提高移民条件，控制特定国家、地区或宗教的移民入境，反思与检讨公民入籍政策等。此外，强化移民归化也可能是重要的政策选项，包括在移民过程中对归化入籍政策与流程的重新评估，提高归化入籍的条件，等等。
西方国家在内部政策上，很可能会从“自由的”文化多元主义转向更强调基督教传统的、更保守主义的、更民族主义的政策。实际上，这里面临着一个“西方如何保卫西方”的问题。上文曾提及，塞缪尔•亨廷顿2004 年就断言，如果不能捍卫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政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将可能衰落或瓦解。具体来说，这种政策的可能做法包括： 捍卫西方文明的主流价值，捍卫希腊-罗马文明与基督教这两大西方主要文化传统，捍卫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的基本观念； 加强政治同化政策，在制度与政策上强调对少数族裔的政治同化，反对无限制的文化多元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 抑制少数族群宗教文化的扩张，包括防止异质文化在宗教建筑、标示物展示、学校教育、语言教育、居民聚居区等领域的渗透； 遏制极端主义，抑制反西方的、不宽容的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等等。
当然，上述讨论是本文根据理论逻辑对西方国家可能采用的战略选择或政策组合的一种猜想。这些战略选择或政策组合至少可以缓解西方国家目前的结构性困境，或者可以为它们最终解决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挑战赢得时间和空间。当然，这些可能战略选择或政策组合能否成为西方国家的实际决策，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政治形势。在某些国家，其政党体制与国内政治力量使它们更有可能采取这样的有效对策； 在另外一些国家，其政党体制与国内政治力量未必能够使它们采取这样的有效对策。
2017 年10 月7 日，欧洲网络媒体上突然出现了一篇由13位重量级保守主义欧洲知识分子签署的《巴黎声明： 一个我们可以信靠的欧洲》（The Paris Statement： A Europe We Can Believe In）。这份声明强调，“我们正在失去家园”，“我们必须保卫真欧洲”，强调欧洲文明的古典传统与基督教传统，主张抵制过度的文化多元主义等。如果分析这一文本，就会发现这些知识分子的基本关注点，跟本文的议题是一致的； 他们主张的策略选择，跟本文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其实，笔者在2017 年5 月的一场演讲中已明确提到“西方如何保卫西方”的问题，这个关键的议题几个月之后出现在《巴黎声明》中。
由此，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的主流中右政党会更趋向于保守化，或者为什么它们会在移民、边境、族群、宗教议题上选择“向右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会出现右翼或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快速崛起。一个合乎逻辑的担忧是，对今日西方国家来说，如果温和右翼政治力量不能克服族群宗教多样性提高带来的难题，那么就不能排除极右翼力量会在部分西方国家继续崛起。
面对这样的结构性困境，不少国家的传统主流政党似乎难以采取有效行动，主要原因是这些政党被既有的政治立场与选票阵营束缚住了。因为一旦它们脱离原有的政治立场或“向右转”，就容易失去原先主流选民的支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传统主流政党在移民、边境、族群、宗教政策上能够快速转向右翼政策的国家——美国和英国——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的选举制度是简单多数决定制的，它们的政党体制是两党主导的； 相反，越是带有比例代表制色彩的国家、越是多党制的国家，其主流政党越容易受到原先选民阵营和政治立场的束缚。因此，当传统中右主流政党无法继续右转时，这样的国家就容易有新的右翼或极右翼政党崛起。这就解释了法国和德国最近几年政党政治的重构。
实际上，最近几年主要西方国家右翼政党的政治纲领，也佐证了这种内外政策上的转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作为共和党人，在政治纲领上更强调美国优先、保卫边境、限制部分伊斯兰国家移民等。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作为英国保守党人，支持推进脱欧，而脱欧意味着恢复英国对边界和移民政策的实质性控制权。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明确反对移民，她富有煽动性地声明，移民不过是对法国人口的“有组织的替代”。她同样反对欧盟，主张从欧盟手中夺回法国的边境控制权。新崛起的德国新选择党把移民和难民都视为“入侵者”，该党呼吁整个德国应该反对“外国人的入侵”。奥地利右翼政党自由党则主张，要尽快终结欧洲的伊斯兰化进程。所有这些欧美重要政治家或重要政党的主张，都跟本文对西方国家结构性困境的分析是吻合的。
五、结论： 西方政治可能的前景
从美国到欧洲，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某种政治新现实。国内社会政治分歧增加、右翼或极右翼政治力量崛起以及传统政党体制遭到冲击的背后，主要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巨变和族群宗教多样性的上升。对于部分异质性程度很高、不认同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政治秩序的移民群体而言，西方自由民主政体能否有效地包容这种多样性，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实际上，大规模移民进入以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与异质性程度较高的移民群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上的不对称结构。原本存在于接收国与移民之间隐含的政治契约，在现实政治中对新移民群体并无约束力可言。那么，对如今的西方国家来说，在诸多约束性条件之下，它们能否以有效的内外政策来应对这种政治新现实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
总体上，目前西方国家更有可能采取“向右转”的战略来应对这种结构性困境。在外部政策上，西方国家的人口流动政策将更有可能从过度的全球化转向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内部政策上，西方国家的族群宗教政策将更有可能从“自由的”文化多元主义转向更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立场。当然，一个特定国家是否能够采用这样的战略选择或政策组合，取决于很多实际的政治条件。
基于以上分析，考虑到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困境，西方世界的政治究竟会展现一种怎样的前景呢? 有人相对乐观，有人则相对悲观。从较为乐观的视角看，过去二三百年的历史进程揭示，西方民主政体的制度模式展示出了包容变化的能力和相当大的制度弹性。在各种可能的冲击之下，西方政治通常会经历一个结构性的调整过程，通过结构性调整来为应对这种内部挑战或外部冲击提供解决方案。如果借鉴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的视角，即用挑战与应战的关系来解读一种文明模式可能的变迁与进化，那么，这就可能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过程。
但问题在于，如今西方世界面临的结构性挑战，特别是国内社会族群宗教多样性的大幅提高，是否已经突破了西方民主政体的制度框架所能包容的限度? 换句话说，如果应对族群宗教多样性带来的挑战，其政治解决方案需要突破目前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制度框架，那么这种政体模式就不得不做出某种实质性的调整，甚至不排除会损伤自由民主政体的制度框架。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公允地说，面对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兴起的挑战，西方民主政体的前景究竟会怎样，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西方世界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丰富的多样性。就国别而言，西方政治版图上那些移民比例相对较低、移民的族群宗教背景跟原先主导族群差异性较低、移民的政治同化较为成功的国家，未来就更容易应对这方面的问题，由族群宗教多样性带来的政治分歧和政治冲突也更为可控，它们大致上能够更成功地应对族群宗教多样主义带来的挑战。但如果是相反的情形，由族群宗教多样性带来的政治分歧和政治冲突就更难以控制，这些国家就更容易陷入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的结构性困境。
在可预见的将来，西方国家很可能会因为应对族群宗教多元主义挑战的能力不同，而产生新的政治分化。有的国家会走向新生，而有的国家则面临着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对于每一个西方主要国家来说，它们究竟会面临一种怎样的政治命运，恐怕只有时间才能做出最终的回答。
文/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原刊于《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3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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