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不是特别成功的“发展型国家”

1911-1927年间的第一波中国革命开始造就中国成为“发展型国家”的两个必要条件，但是不够彻底。约翰逊认为，中国是在经过了抗战之后（1937-1945）和第三次国内战争（1945-1949年）后，中国才真正具备了成为“发展型国家”的两个必要条件。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计划经济，因此，新中国的头30年并没有成为“发展型国家”，尽管这期间的某些建设确实为后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为一个相对成功的“发展型国家”奠定了重要基础（比如，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引入市场经济之后，并且开始学习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后才真正成了典型意义上的“发展型国家”。

如果我们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和其他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发展轨迹作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肯定不是最成功的，只是中上水平。比如，在1946年至1976年的三十年间，日本的经济整整扩张了55倍。日本仅仅用了30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功跻身最发达国家俱乐部。中国的台湾地区也用了大致同样的时间成为了高收入地区（1954-1990）。新加坡的成长业绩也相当突出。

韩国的崛起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从朴正熙于1962年开启了韩国的“发展型国家”时代之后，韩国只用了三十多年就成为了OECD成员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1962至1989年间，韩国的经济整整扩张了100倍！韩国不仅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产业结构，并且成功从1960-1970年代的劳动密集产业升级到1980年代以后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韩国如今拥有三星、LG、现代等一具有批世界影响力的私营大企业，并且成功赢得对日本的某些产业优势。在跨入发达国家门槛后，韩国继续保持着上升势头，虽然经历过1997年金融危机。

相比之下，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确实也值得骄傲：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也扩张了近50倍。但是其实按照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绩并不是最突出的。更何况，中国离一个真正的高收入国家至少还有20-30年的路程，而且充满不确定性。2005年，按照购买力评价法，中国的人均GDP占美国的11.4%；大约相当于韩美之间对比1970年的水平。如果中国能以韩国追赶美国的速度前行，那么中国的人均GDP要占到美国的6成，大约还需要40年的时间。当然，由于中国的人口数倍于美国，届时中国的总体国力可能会强于美国。

因此，中国在过去30多年取得的成就并不特殊。我们不要动不动就“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甚至认为中国业已取得的成就已经可以让我们傲视世界。这不仅是无知的表现，而且也是可怕的骄傲。

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启示

中国还应该继续认真学习其他的发展型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但从文献来看，中国对发展型国家的了解是相当有限的。关于发展型国家的很多重要文献，无论是英文、韩文、还是日文，大多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特别是韩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基于本国发展经验而对发展型国家（发展型资本主义）的研究，较少被纳入主流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一些英文、韩文和日文的文献，基本还是局限于中国国内某些国别问题专家的讨论，没有上升到对“发展型国家”的理论探讨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等。

这背后的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我们的大国意识，不愿意虚心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二是我们计划经济思维的余毒太重，总是想沿袭计划经济思维来指导“发展型国家”下的发展。而“发展型国家”理论特别强调，计划经济不可能发展起来，更不可能以国有企业为主要载体。事实上，1990年代中国国内曾有一波学习韩国大企业的热潮，但后来才知道，韩国的这些大企业竟然是私营企业。而韩国的竞争力正是基于这些私营大企业。可想而知，最后中国向韩国学习的努力也不了了之，因为国有企业不能碰。

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即，信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从不引用“发展型国家”的文献，包括查默斯·约翰逊的经典论述。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基本排斥市场经济，坚持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无法真正接受和理解“发展型国家”的要义。因为发展型国家的理论体系坚持认为，非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的。这一论断也被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中国前后三十年的发展经验所支持。

于是乎，在中国的讨论中，反对“国家干预”的人几乎都把“国家干预”当成洪水猛兽，等同于计划经济，等同于让国有企业垄断。而许多支持“国家干预”的人则认为，“国家干预”就是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双方都不能看到，“发展型国家”理论恰好强调：“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国家干预”不是依赖国有企业，更不是依赖计划经济。恰恰相反，“发展型国家”的国家干预是让国家的“产业政策”通过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合作，推动国家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持续的经济发展，最终完成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约翰逊强调，“发展型国家”真正的核心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经济，而是政府为何干预，如何干预的问题。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问题是试图驾驭整个国家的经济行为，甚至是人民的日常生活，最后只能成为警察国家，扼杀整个社会的创业和创新活力。

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型国家”是让国家经济的绝大部分仍旧受市场经济规则支配，而国家只扶持和鼓励少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之所以干预性地扶持少数的战略性产业的核心原因是为了降低企业进入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险和成本。而我们最近基于中国产业政策的数据的研究也表明，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政策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是成功的。在市场经济的基本游戏规则下，国家对于有市场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给予更大的支持，让强者更强，让他们成为征战国际市场的“骑士”。

文/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中国：一个不算太成功的“发展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