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在德皇威廉二世炮制“黄祸图”的1895年春夏，也正是中日之间签订《马关条约》前后，日本有一部分“志欲败和局，全吞中国”的狂人，大肆喧嚷“中国人种”的威胁。其中最突出者是竹越与三郎(亦号竹越三叉)。他的著作《支那论》中有“中国人种侵略世界”一节，文中丑化中国历史，夸大中国的人口和移民问题，鼓动日中对抗。书的结尾处让人触目惊心的一段话是：“中国人之势力如此之可畏，浸假彼异日能举动自由，纵氾横溢，我日本何能当其冲乎？……中日国民之争者，直如英俄、英法之争耳，盎格鲁萨克逊与拉丁人种之争耳。今日之必争者，理也，势也，人种的也，国民的也，国家的也。至争根深结，则生死的也。今不计此要重之的，而徒用‘东洋’二字之地理空名，以养百千年之深忧大患，果何益哉？”竹越与三郎撰写此书，不仅是要反对日中两国在甲午战后的“和议”，夸大中国对日本的威胁，强调日中关系只能是生死之争，而且其思想深处显然是要附和西方的“黄祸论”，把日本与日本人同“东亚”、“亚洲人”、“黄种人”区分开来，即从人种和地缘的连带性中摆脱，暗示“黄祸”专指中国人，体现了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中国为敌的心态。
最先要改变日本人种所属的学者是田口卯吉。他的《日本人种论》开头就说，“称我日本人种为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的一部，和中国人种相同”，“乃是沿用欧洲人轻率地定下来的人种分类法”。他通过语言、容貌、骨骼的比较，得出了“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种，而和印度、波斯、希腊、拉丁等同种。因此以余所见……黄祸论为完全无根之流言”的结论。田口卯吉这种不从道义是非以及现实中“谁在威胁谁”的问题本质出发，而只辩说“日本人种与中国人种不同”，其根本之意不在“破黄祸论”，而在建立“日本人种优越论”。
接着有小谷部全一郎和木村鹰太郎继续发挥田口卯吉的学说。小谷部全一郎的“研究”是从地名的读音开始，他说，“阅览亚洲的地图，就可发现亚美尼亚、塔伽马、哈拉、哈兰等地名甚是类似我国语。对此就亚美尼亚一词加以解释，亚美即我的阿么，就是天，尼是接续词，亚就是处……因此余可断言，‘天’是称西部亚细亚的阿么之国，‘高天’是该地的洲名塔伽马，原用于称该洲的古都哈兰”。接着就对传说中的人类迁移发挥其大胆想象，称日本人的祖先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族中已经消失的十支族之一的“迦德族”。然后推定，“迦德族”先经波斯到阿富汗到西藏，在西藏分为两路，一路经海参崴到朝鲜再到日本，一路经暹罗、南中国、琉球再到日本。他的结论是，日本的“基础民族”是“希伯来神族的正系”，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迦德的后裔”。
木村鹰太郎在1913年出版了《日本太古小史》，为了论证日本人种“西来”说，他来了一个快刀斩乱麻的地理位置大挪移。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古代史书中出现的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的地名，统统在欧洲和北非，如“奴国”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阿尔果利斯国之阿尔果斯府”；“末卢”在希腊南部；“韩国”是“伽拉即意大利北部之总称”；“狗邪韩国”在“意大利南部之东边”；“带方郡”是“凯尔特人之国”，“是古代奥地利、德意志、法兰西一带之名称”等等。由此顺理成章得出了“倭人传中之倭女王国，就是吾等日本人在太古占据欧亚之中心埃及，意大利、希腊、阿拉比亚、波斯、印度、暹罗等均属我国版图”的结论。
人们都知道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是由于鄙视亚洲落后，不屑与中国、朝鲜为伍，因而要与欧洲人为友，从生产方式、经济和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上“脱亚入欧”。到田口卯吉等人则更进了一步，要从人种上“脱亚入欧”了。不过，他们的这一辩解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赞同。
在日本政界举足轻重的大隈重信也加入了有关讨论，但是他不同意日本人种“西来”说。1905年冬，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有人说日本人是亚里安种族。亚里安就那么高贵？我等不能没有怀疑。无论怎么说，我们的血跟亚里安不同。”到了1913年，他在《经世论续篇》中把白种人与有色人种尤其是日本人作了对比，认为无论是“颜色”、“容貌、姿势、举止动作”，以及“身长”、“脑容积”，总起来说就是在“体力和智力”上，“有色人种到底不及白人”。那么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日本民族到底有无自救之术呢？他的回答是，日本人最后可以依靠的，就是“以天皇为中心的万世一系”的“国体”，这是“我民族成为世界上的优胜者的最后力量”。⑩由此可见，大隈在民族竞争问题上的思考，不是诡辩地把日本人说成西来的亚里安种属，甚至还从“事实”上承认黄种人尤其是日本人自己的劣势，目的是强化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告诫日本人不要用种种“日本新人种说”自欺欺人，而忘掉了自己的“根性”。为了补偿日本的劣势，大隈搬出了日本的“国粹”，即信仰和制度上“万世一系”的皇国主义，把人种学的问题巧妙地过渡到了政治问题上。
同年10月，本来是研究东洋古代史的学者桑原隲藏，也在《新日本》杂志上发表了《黄祸论》一文。他强调“单就军事方面来说，黄祸之说绝不可能成为一种事实”。理由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无比厌恶战争的平和的人种……与其说他们是善于征服的一族，倒不如说他们是被征服的一族”。至于日本方面，桑原隲藏说，“日本人或许不像中国人那样爱好和平，但决不会毫无理由不讲道理地迫害白人。日清、日俄战争以后，日本被认为是好战之国，但这是混淆事实的污蔑性的评价”。他进一步辩解说，“以日本人的气质，不会有(中国人)这么大的宽容”。日本人“爱国心强烈”，把“国家的尊严体面”看得“尤为重要”而“绝不允许被损伤”，“这种精神就必须被重视，他国人也要尊重这一精神。若白人深深懂得我国的国民性，只要不对我国主权施以压迫，我日本人决不会迫害白人，正当的防御场合除外。他们决不必担心我日本人会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加害白人”。在辩白的最后，桑原隲藏还提出了他的一个独特看法，“白人在历史上、宗教上、社会上比较容易形成大团结，黄种人之间形成这样的大团结是不可能的，黄种人联合起来一致对抗西方亦是难以实现的”。文章的结论是，“黄祸”是“一种虚妄之想。被误认为是黄祸之首的中国人和日本人，连自己的权益也难以保护，怎会有余力加害白人”！但是桑原隲藏发出警告说，“世上由虚妄变成事实的例子也很多。若白人一再不停地叫嚷‘黄祸！黄祸！’并任意欺压、迫害黄种人，从而引起黄种人的大反抗，黄祸会成为一种事实也未可知。可以说，黄白种族冲突是否会成为事实以及事实到来的迟早，完全决定于白人对黄种人的压迫有无缓急的改变上”。1931年就死去的桑原隲藏不可能对他说过的“不必担心我日本人会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一语负责，但他在文章最后所说的“由虚妄变成事实”却成了谶语。
20世纪20年代，曾经担任过日本内阁首相的平沼骐一郎多次表达对白种人的不信任，并“厌恶西方作风”。以平沼为中心的“国本社”极力鼓吹皇国主义的“泛亚洲主义”。西方舆论把“国本社”视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总根据地”。而以介绍和研究尼采闻名的学者生田长江，也在1924年发表了《东方人之时代》的文章，宣称“不管如何困难，东方人及东方文化早晚会再次支配世界，甚至将使全人类去过全新的生活”。他解释说，“我们之所以提倡东方人及东方文化再次支配全球，不用多说，是因为认为它是拯救整个人类的唯一手段。……我们做梦也不曾想过把我们东方人尤其是我们日本人看成真正的弱者”。至此，日本人在种族、国体、文化精神等各方面全面地形成了自我优胜的想象。
由于日本大肆宣扬自己的“独特精神”和“皇国主义”，鼓吹由日本来“解放受白种人压迫的东方诸国”，连当时的日本外交评论家清泽冽都在其论文《新黄祸论》中也承认：“旧的黄祸论是被寻衅，新近的黄祸论则是由我方寻衅(而引起)。”他尤其批评了当时日本的陆军大将荒木贞夫的“日本人的精神和性格，应该跨越七海，向五大洲宣扬。如有妨碍其出路，就不惜以武力加以排除”之类的言论。他对此提出疑问说，“作为日本人，是大肆标榜人种问题，一边刺激世界民心一边前进比较好呢，还是把尽量避免那种逆风作为国策较为明智呢”？他担心地表示，如果“走前者的危险道路”，“我想黄祸论一有机会就会被提到世界上”。
果然，在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数年之后，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前，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1937年5月号上刊出了长期未曾公布的德皇威廉二世1909年对美国作家赫尔的谈话，其中有“谁都知道在亚洲和西方，即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全世界都知道决定全地球上人类命运的一大危机在很快靠近”，“日本人憎恨白人，犹如白人憎恨魔鬼。日本人是魔鬼，那是最简单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危险不只是日本，而是日本成为统一的亚细亚的领袖。日本统一中国——那就是威胁世界的最大的坏事”等内容。显然，美国报刊此时公开德皇威廉二世将近三十年前的这种露骨言论，完全是借古喻今。
2000年，桥川文三教授在其编著的《黄祸物语》中大体概括了西方“黄祸论”的所指对象。他说，“二十世纪前半期黄祸的中心是日本，后半期则被代以中国，这样(总结西方人的看法)大概不错吧”。面对19世纪90年代后西方“黄祸论”的流行，敏感的日本人迅即作出反应，他们对西方人的优越感感到气愤，欲极力摆脱“黄祸”的魔咒，或是反守为攻，指白人为祸；或是嫁祸于人，称中国人为祸，为此不怕在人种上“脱亚入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在人种论上又回到了黄种和有色人种的立场，以有色人种的代表和“亚洲的解放者”自居，由“被寻衅”到主动“寻衅”，最终挑起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这其中，显然也有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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