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或许同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在找到更多证据之前，这一论断还有待观察。在同道教的联系之外，天地会传统亦同居士佛教——白莲教有关。这种在元代便在福建地区传播的信仰，因食素、唱诵和传播弥勒降世的末日论被官府目为歪门邪道，在乾隆、嘉庆年间受到严厉打压。赣南闽西地区的天地会首领与会众常常将白莲教同天地会视为相同性质的信仰，一些领袖不但传播天地会的理念，同时也向民众输出着像白莲教这样的宗教。例比如李凌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作为一个卖手抄本的书贩子，李“听从吴韬入于天地会内，希图到处人不欺凌。因天地会奉拿严谨，忆及经本内有阴阳语句，遂令立阳盘、阴盘明目，暗藏天地会之意”。“有愿入阳盘会者，传授手诀、口号，送番银二圆。有愿入阴盘会者，抄给经本，传授吃斋，念诵全本经卷，送番银二圆”。这样的例子表明，在作为民间信仰方面，白莲教与天地会的形式是极为相似的。
天地会腰凭，“忠心义气”等字下一行为天地会口诀：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后来相认团圆时，自此得传众兄弟。
在信仰和仪式层面，白莲教与天地会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不过不能光凭此断定天地会与白莲教的性质一致。因为在中国史上，大部分的秘密会社都具有复合特征，一个会社的组织形式往往是多种背景的思想、文化杂交后的产物。同白莲教相比，天地会亦具有一些白莲教所不具有的特征，它没有白莲教的千年世界观，也缺乏居士佛教所具有的冥思传统，更重要的一点是，天地会的创始人并不具有民间信仰里的神祗地位。
如果天地会的神明没有无穷的法力，底层民众又为何要加入到这个既危险又没有多少好处的组织里来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从社会史中寻找答案。事实上，参加天地会的人大多都是社会上的边缘人。所谓的边缘地位不但指这些人受本地世家大族的排挤，同样也指这些人在地方世家大族操弄的仪式中缺乏存在感。为了互助的目的，边缘人互相结拜，组成会社，从而产生了同当地大族斗争的暴力性特征（见王大为《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
在漫长的天地会史研究中，学者们也曾注意到天地会的互助性质，但是，出于各种原因，他们普遍认为这种互助属于世俗层面。当我们了解了天地会同民间信仰的关系后，这种互助也应当获得新的解读。底层民众或许不缺乏物质生活上的互助，然而在精神生活中却很难组成一个共同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利用那些常见的民间信仰因素拼凑成了一个新的组织，这就是秘密会社，也是一种同主流社会思想文化对立的异端。这种异端不仅与地方乡绅们所操弄的那些礼仪相对，更进一步地说，也与帝国的意识形态互相抵触。故而，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它们总是会受到清廷的弹压。
2 流动的教义：一个外国人的台湾教门田野记
整理自：Sectarian Relig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8, No. 4 (Oct., 1982), pp. 463-483
作者：Robert P. Weller
一说到中国的教门，人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将它们同歪理邪说、造谣生事联系起来。从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一直到20世纪初的义和团，由教门所引发的起义、叛乱绵延不绝，以至诚惶诚恐的当局不断谴责这些“异端”的意识形态只知道“蛊惑人心”，最后甚至连那些并无明显政治倾向的宗教团体，也一同予以镇压（如明代的罗教）。有学者认为，教门之所以会造反，是因为其教义中包含了同官方世界观相悖的思想（如千年末日论），一旦教义所灌输的世界观遭到抵触，教门的领袖及其信众便会产生暴力行为，以此保护其信仰。然而，教义本身未必会制造叛乱，一如千年末日论，本身就是佛教的一种说法。历史上相信弥勒降生的人多不胜数，但绝大多数人却未必会因为弥勒降生而选择造反。要解释教门为何会带有暴力倾向的问题，就要分析教门与正统宗教的不同。在《中国的教门宗教与政治行为》（Sectarian Relig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China）一文中，罗伯特·威尔借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教门进行了考察。在参照正统宗教的教义与仪礼后，威尔认为，教门教义不一定会包涵反叛思想，它们与正统宗教不同之处在于灵活性。
罗伯特·威尔按照与佛教的相似程度，将教门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表面上与佛教非常相像的斋堂，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先天与龙华两大教门；第二类是源于佛教，但却奉无生老母为尊、重视符咒的恻辉堂（音译）和一贯道一系；第三类是以民间信仰神祗为信奉对象的升仙堂一系。在三系教门中，除第一类的先天、龙华外，都有着非常浓厚的通灵传统。
所谓的通灵，即与神明沟通。在台湾，求签（或掷茭杯）是最常见的通灵方法。想要向神祗询问的人根据茭杯落下来的形状得到神祗“是”或“否”的答案。比较复杂一点的方式是先掷茭杯，根据茭杯的形状判断神明是否允许自己抽签，在得到允许之后，再于签筒中选择一根签，并依据签上的数字在寺庙内寻找相应的释文，最后再掷茭杯确认。对应签的释文通常模棱两可，但又有所暗示，没有人能够准确解读。许多人一般都会寻求庙祝的帮助，而庙祝大多属于当地精英阶层，他们不会提供能挑战自己权威地位的解释，因此求签往往只会导向正统的、政治上很安全的思想。
与求签相对而言的是附身。一般来说，一位神明只有一位灵媒。灵媒会代神说话或写下神明对信众提问的回复。这种回复有时会直接用话语说出来，有时也以普通人看不懂的文字表示，由专业人士来释读（如扶乩）。大部分的问题只涉及生老病死，同政治毫无关系。不过相对于求签，附身所提供的解释要更为灵活，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希曼（Seaman）曾经在1946年描述过台湾当地两位灵媒之间的战斗。两位灵媒人同时称自己为“真武二哥”，争执不下，经过一番苦斗，一人败下阵来。最后的结局却是两人在后来不断的报复中精疲力尽，两败俱伤。在台湾，附身的灵媒人是政府与地方精英打压的对象，教门的附身同民间信仰的请神相比，一方面对神谕的解释比较随意，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又对这些神谕坚信不渝，并组织小组讨论这些神明传下来的文本。教门中有权势的成员在神谕的解读上更有发言权，他们会定期将对神谕的解读结果理论化和制度化，构成教门教义的一部分，而他们的解读则同时包涵正统与反叛两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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