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西藏人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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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治理体系

吐蕃朝的最大特征是部落联盟,主要采取盟誓和联姻并举的方式将权力集中于共主,对内外实施军事暴力较为突出,征战频仍。拉萨中心观依赖于统一的中央集权,但吐蕃朝的集权形式与其时内地中原朝廷的集权形式颇为不同,强有力的制度支撑不过是盟誓和联姻。一旦朝廷内讧,王室分裂,中心势衰力弱,诸部盟誓–联姻共主制便危如累卵,终至于分裂,复又回到松赞干布前的各地小邦林立模式。

9世纪吐蕃朝终结以后,以教派治理为社会特征的格局逐步形成,这些教派与各地领主建立檀越关系,也就是佛教中的施主与受供人的关系,穿越各地不同领主、部落的势力范围,在较大的范围内将不同地区的信仰该教派的领主及其所辖人口统一在某个教派之内,教派与地方领主联手,形成实质上的政教合一。教派传承系统尤其是活佛制创立以后,其稳定性高于世俗领主的父系传承制,在经济方面的实力则呈有增无减的趋势,而教权在总体上逐渐超越具体的世俗领主的权力,调解地方领主无法处理的纷争,形成教派治理;各大教派的治理范围相互穿插,形成交错纵横的格局,除了个别教派形成剧烈的争斗造成局部宰制易手之外,大多相安无事,从此开始教派多中心时代。

在苯教和藏传佛教各教派那里,除格鲁派在15世纪后以拉萨为中心外,其余各宗派的中心又有不同,譬如萨迦派当然是以萨迦县的萨迦寺为中心,觉囊派的中心原本在日喀则拉孜县平措林乡的觉囊寺,后来五世达赖喇嘛强制该寺改宗为格鲁派,使该派避往今四川壤塘县一带,而今该县藏哇寺便是他们的中心;宁玛派以噶托寺、佐钦寺、白玉寺、协庆寺、敏珠林寺、多吉扎寺等为中心;苯教以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土布加乡境内的扎西门日寺为中心寺院。

信仰各宗派的人,都以到各自宗派的中心寺院去学习、朝拜为首要的人生目标。笔者曾经在尼泊尔洛域实地研究。萨迦派在那里颇为兴盛,在1960年代以前,这里萨迦派的子弟都以到萨迦寺的分寺俄尔寺去学习为荣,有的甚至终身不返乡。当1960年代西藏政治格局发生大变动以后,萨迦派喇嘛衣冠南渡,他们又追随喇嘛前往印度。这给人的印象是喇嘛在哪里,哪里就是该派的中心。这也是藏文明区宗教信仰的社会意义,是我们理解藏文明区社会制度的重要节点。

教派多中心时代又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占据主导局面的教派不同,而有不同的主导性教派中心。譬如元朝时(13世纪中期至14世纪中期)萨迦派得到朝廷的支持,不少公主下嫁萨迦派宗室,萨迦派喇嘛则入京为国师,主掌天下释教,且负责乌斯藏(编者注:“乌斯藏”系宋元明时期对西藏的称谓)事务,气势如虹,所以萨迦寺自然是中心。此后至17世纪中期的两三个世纪里,基本上是噶举派的不同派别宰制卫藏(编者注:“卫藏”系清代早期对西藏的称谓)一带。此后格鲁派凭借蒙古部落的外援打败噶举派,在拉萨哲蚌寺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后迁布达拉宫,从此开始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格鲁派主导时期,并随着该教派的拓展而影响益大。

教派多中心时代的第一个特点是各派系形成分级次多级中心和派内有各支系的平行中心。譬如格鲁派内有拉萨达赖喇嘛的噶厦系和日喀则班禅仁布且的堪厅系;萨迦派内也分成若干系,噶举派更不用说,有噶玛噶举、采巴噶举、巴融噶举、帕竹噶举四大派,帕竹噶举之下复有八支系之说,各有祖寺与中心;其噶玛噶举派以堆龙德庆县的楚布寺为中心。与此同时,各地基于地缘的地方中心主义依旧存在。

第二个特点是教派治理体系依赖于文字,这是它们的治理范围得以穿越较大地理空间的保障,尤其是穿越不同教派的治理区域,要有效地实施管理,面对村子相邻但治理关系却截然不同的情况,更得需要文字。哪怕是几户人的聚落,也有文字流传;而尽管有的地区方言过数十公里便一变,但文字却畅通各教派所及之处,原因便在这里。文字承担经典、信仰和权威的传播,是治理关系的体现;这是吐蕃朝未曾有过的局面。

第三个特点是教派治理型社会的社会矛盾不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来体现的。这也是我们无法在藏文明区历史上发现大规模、频繁的农奴起义或者奴隶起义的原因。这与内地汉文明的历史有很大的差异。1950年代以后在西藏地区进行社会经济历史的人类学、民族学调查时,调查者无法处理的议题是阶级划分与当地原有等级体系之间的关系,不得已只有将两个体系并置。[7]这一做法本身就是一个症结。在藏文明区历史上,极难看到阶级斗争。奴隶或农奴起义的前提是阶级格局,以及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

藏文明历史上只有吐蕃朝可以算是中央集权,所以文献中才记录到吐蕃朝末年有大规模的奴隶暴动。但这并不表明藏文明区没有社会矛盾,更不表明藏文明区域是西方所想象的“香格里拉”,而是表明社会矛盾不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体现出来。在牧区,社会矛盾主要是以部落之间的冲突来体现;在农区,则主要是以领主之间的矛盾来体现。因为各教派是穿越这些领主和部落的,所以喇嘛们能超然于其上,成为这些社会矛盾的协调者。但这并不是说教派之间就没有矛盾;相反,在教派多中心时代,教派之间的矛盾频仍,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19世纪康区出现“日美”即无教派运动,就是各教派在面临格鲁派的扩张时倡导非格鲁派的各派团结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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