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不是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不过，需要的是要建立国家主导性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就是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建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才能对社会上各种意识形态进行管理。现在的做法只是在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中进行或左或右的选择。

在经济领域，官方的意识形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但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大拖了发展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腿。这些年来，建立了多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院和研究院，但到底有几个真正懂得马克思经济学的，更不用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了。

例如，马克思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也不能说清楚为什么后来的西方社会走上了不同的路径，非西方社会又走上了一条和西方不同的道路。这里，最需要的解释是社会这个变量。

马克思大半辈子都在搞社会主义运动，但自己并没有把社会这个因素整合进其理论。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各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就是因为政府、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发生变化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能够解释好社会这一要素，经济政策也不至于走到今天的这个局面。

书生治国趋势越来越严重

意识形态的回归导致了经济政策的虚无化。现在的经济学，大家玩的是概念，书生治国的趋势越来越严重。经济政策最讲究实践性和操作性，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和政策研究人员也玩起概念来。很少有人真正去了解和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经验到政策。

相反，很多人是先有了预设，再去搞调研。这样的调研结果并不能反映客观现实，而只是为预设提供了所需要的证据。而基于这样的预设之上的政策必然只是满足了概念和逻辑上的要求，结果必然失去实践性和操作性。中央政府要统筹全局，做顶层设计非常必要。问题在于，现在各级地方政府都在做顶层设计，很多地方到了县级政府还是做顶层设计。大家都做顶层设计，没有人干实事，这是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局面。

在企业层面，意识形态的引入对经济主体即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感和不确定感。有一段时间，人们对李嘉诚在大陆减少投资的行为进行了民族主义式的讨伐。不过，如果熟悉企业界，人们不难发现李嘉诚的行为实际上是资本家和企业家中的普遍行为。这些年来，先是外资减少在中国的投资，甚至撤离中国；现在轮到中国自己的资本和企业家的流出。

为什么意识形态会对企业家产生直接的影响？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些微变化都是被人们用作预测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最主要风向标。这是因为，尽管中国的法制和法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离建成法治国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法治国家，法律是资本安全最有效的保障，而在中国，资本最有效的保障便是政治。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对企业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意识形态的回归对各级官员的行为也产生了影响，那就是，一些人经常用意识形态来掩盖实际利益之争，用意识形态来掩盖改革的困难甚至失败。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理论上说，国企做大做强并没有错，因为国企数千年来一直是平衡经济力量的有效手段。但当“做强做大”变成意识形态之后，就严重阻碍着国企的改革。

今天，国有企业在垄断领域仍然搞垄断，这容易理解；不过，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国有企业也要搞垄断。盈利的领域，国有企业不想改，这容易理解；不过，在不能盈利甚至亏损的领域，国有企业也不想改。这怎么理解呢？局外人可能不理解，但如果了解情况，就非常容易懂，就是因为这些企业都是地方政府的关联企业，尽管对社会整体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但对政府和官员有好处，因为这些企业往往是政府或者官员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在这样的领域，意识形态往往是无能者和失败者的有效武器。

任何国家都会存在着意识形态问题。例如，美国有“政治上正确”的意识形态；新加坡也有“政治上正确”的意识形态，在一些敏感问题例如种族、宗教等问题，不能进行太多的公共讨论。但意识形态的存在绝对不是说，这些方面的问题不存在了，掩耳盗铃，用意识形态来掩盖；相反，人们不但要正视问题，而且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这样才不至于问题积累起来，最终出现危机。

美国用“政治上正确”来掩盖问题，因此酿成了今天的政治危机，而新加坡不在公共场合讨论敏感问题仅仅是因为经验证明公共讨论不仅帮助不了问题，反而造成问题的恶化；新加坡的精英在内部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不断出台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如果要避免出现重大的危机，不能再以意识形态来掩盖问题了。中国需要学习的不是美国版的“政治上正确”，而是新加坡版的“实事求是”。况且，邓小平已经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政治传统，为什么今天要把它丢掉呢？

文/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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