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5月11日，日银总裁川田小一郎在致松方正义的信中，对日本银行的短期借款及挪用款与公债的关系做了以下说明：

“至迟在(1895年)8月，充作军费的余款将耗尽，那么只有再次募集公债或自日本银行短期拆借二途。以眼下经济社会之形势计，再次发行巨额公债将十分困难……现在并非发行公债的良好时机，不如由日本银行增发兑换券(纸币)，谨记能在10月将其(增发纸币)收回即可。前述公债发行之途，作为回收纸币之策，乃控制今日金融之应有之义。”

松方正义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财政动员的指挥者，而日本银行总裁川田小一郎则是贯彻松方意图、利用财政金融手段筹措军费的核心操作者。上述川田向松方提出的筹款建议，其主旨是先由日本银行超额发行纸币充作军费，而军费的大部分将流入日本国内市场，然后再通过在国内发行公债，将上述流入市场的超额纸币收回国库，最终回流到日本银行。这一过程的本质，是日本银行依托其垄断发行的纸币信用向政府注入短期资金，同时与国库款项作短期拆借，利用短期资金为周期较长的国债收入赢得时间，最终依靠国债收入填补前述的短期借款或挪用款。1895年4月17日，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清朝被迫支付巨额赔款。自1896年4月至9月，总计7895.7万日元的清朝赔款以特别资金的形式充作军费收入。来自中国的赔款既填补了日银借款及国库挪用款的亏空部分，又通过购买军事公债的方式缓解民间市场的资本紧张问题。简言之，日本在对清朝作战中透支的巨额军费，靠战争结束后的清朝赔款实现收支平衡，并在最终的军费收支结算中出现黑字。

三、军费支出状况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设立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始自1894年6月1日，终于1896年3月31日。该特别会计的收入及支出预算均为2.5亿日元，实际收入为2.2523亿日元。在考察了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筹措军费的内在机制后，笔者以下将主要依据《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始末》，整理日本军费的实际支出状况。在通常预算的范围内，内阁各担当大臣可在预算范围内任意支出，但日本政府为规范军费使用及应对来自议会的质询，对临时军费的支出手续做了严格规定。遇有支出需要时，陆、海军大臣须事先与大藏大臣商议，经大藏大臣调查后上报总理大臣。在总理大臣认可陆、海军大臣的申请后，大藏大臣可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该军费支出申请，内阁批准后还须经天皇敕裁方可使用。与此同时，会计检察院可派检察官赴战场考察军费使用，大藏省可派遣主计官考察捐款支出状况。

在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的22个月的时间内，经天皇敕裁支出的军费金额为陆军省1.71亿余日元，海军省3900余万日元。上述金额实际支出额为陆军省1.64亿余日元，海军省3500余万日元，合计实际总支出为2亿余日元，剩余的军费收入的大部分转入1896年政府一般预算中。日本军费的实际支出数额是中日马关议和时谈判赔款数额的主要参考指标，对此学界颇有争论。根据日本公开的原始财政档案可知，至1895年4月中日议和时，日本陆、海军总共支出117,079,949.803日元;至1896年3月日本在中国台湾及澎湖作战基本结束时，日本陆、海军总共支出200,483,650.976日元。上述材料是战争期间担任大藏省主计官并实际管理政府军费支出的阪谷芳郎在1904年1月27日，即日俄战争前夕呈送给当时任参谋本部次长儿玉源太郎之原始文书，用于对俄战争的财政参考，因此准确性极高。

另一待探讨的问题是日方在实际使用军费过程中的货币形态。甲午战争涉及中国、日本、朝鲜三个国家，同时日本在战争期间还需从海外购买舰艇及武器弹药。在日本国内的军费支出当然以日本货币进行。而在战争爆发前，大量日商及日货即已进入朝鲜，日本纸币及银币能在朝鲜部分地区流通，但在大部分地区须使用朝鲜铁钱(韩钱)。较早登陆朝鲜的第五师团，即痛感韩钱缺乏之不便。1894年8月11日，该师团某野战监督长官曾向兵站长发电报，建议“外务省应照会朝鲜政府，要求其发行纸币或汇票。但此时难以立即实现，暂时请求大藏省运送一日元面额银币及各类铜币五万日元”。朝鲜铁钱面值小、重量大，携带非常困难。为此日本政府请朝鲜政府发行代替韩钱的纸币或汇票，以供日军使用，但未能实现。日军在朝鲜的军费支出以日本货币为主而辅以朝鲜货币。在侵入中国大陆作战前，日本政府准备了辽东地区流通较多的墨西哥银圆及马蹄银，同时命令日本造币局铸造部分银板以供日军使用。但令日军未料到的是，日本纸币及银币逐渐在中国被占领地区流通开来，而预先准备的上述墨西哥银圆等货币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日军在中国大陆的军费支出仍以日本货币为主。如前所述，日本银行发行的为可兑换纸币，而日本军费中相当一部分支出是来自日银超发纸币。在日本以外地区使用的日本纸币也可兑换金银等硬通货，因而可能引起硬通货外流。为此，在准备进攻直隶前，日本曾印制总额为378万日元的军票供日军携带使用，但因中日议和完成而未能实际使用。因此，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军费支出是以日本货币为主，辅以墨西哥银圆、马蹄银及银板。根据档案统计，超过97.5%的日本军费是以日本本国纸币、铜钱或银圆为货币中介支出的。而银板、墨西哥银圆、马蹄银等辅助银货仅占实际使用额的2.42%。

1894年6月初，日本进入对中国和朝鲜的战争状态。如何及时充分地保障军事活动的经费，成为明治政府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财政准备金及财政结余作为常规财政的一部分，在战争初期起到了过渡作用。但随着中日间的战争全面爆发，关于如何筹措巨额的军费，在政府官僚内部以及财界人士中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主要包括捐款说、内债说和外债说三种。这些不同意见背后既有在职阁僚、阁外重臣，也有央行总裁及财界大佬。最终，长期执掌日本财政金融大权的松方正义主张的内债说上升为国家意志。日本政府脱离和平时期的财政运作模式，在战争期间最大限度地动员财政金融机器。政府在煽动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利用近代金融手段，促使财界及民众在经济上支持战争，其中日本银行起到了关键作用。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不仅掌握货币发行权，且负责管理各地用于政府收支的金库。对中国大陆作战停止前，绝大部分军费是通过日本银行短期周转，事后再以国债填补的。而中日议和结束后，清朝的巨额赔款成为填补战争期间透支军费的财源。考察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财政动员的史实，我们得一窥民族主义宣传的巨大威力。同时，我们须承认民族主义与理性盘算的双重刺激，才是日本民众在经济上积极支援对中国作战的动力机制，而后者起到的作用更具决定性。自战争爆发至对中国作战结束的1895年4月为止，日本完全依靠国内力量及时筹措到巨额军费，支出高达1.17亿日元。充分的资金保障，是日本取得对中国作战胜利的核心因素之一。透过本文的分析我们也须认识到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已具备了适应大规模对外战争的财政动员体制和能力。

来源：《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　作者：崔金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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