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们又常常和国家领导人有密切的关系的这种现象,使我联想到国家领导人的知识结构中的音乐修养的多少或有无这个从没有人涉及的领域或空白的问题。20年代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共领导的一代人中,仅仅有在巴黎的周恩来拉着朱德听过一次音乐会的记录,还是韩素音在内部出版的书中述及的;而在留苏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在音乐极为发达而普及的莫斯科,他们中却没有任何人有听过交响乐音乐会的记录。(不知道唯一的文化人瞿秋白是否在苏联听过音乐会?)这样的文化结构就遗留到后来的几代领导人中,也必然遗留到我国几代中央官员的文化结构中的音乐知识的极度贫乏。而在欧洲,我们看到:英国前首相希斯居然是真正的交响乐指挥家;1919年的波兰总统彭德列斯基是小提琴家;俄国叶利钦总统的副总统鲁斯柯依上校是位钢琴家;欧洲的国家领导人中的钢琴家、提琴家不乏其人。
如果把历史巨头的音乐水准相比较会很有趣:列宁很崇拜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而斯大林虽然水平很低仅仅喜欢他的格鲁吉雅民歌,但是他极为重视大作曲家并亲自组织他们创作苏联国歌;而希特勒极为崇拜瓦格纳的音乐,他居然听过《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前奏曲36次!他还多次亲自去拜罗伊特拜访瓦格纳的儿媳和二个孙子。
由于对于西方当代音乐的陌生,使得我们的文学家和文化界失去了或者关闭了认识西方文化思想和人类灵魂的一个重要文化领域、文化窗口,而且对造成这种封闭的严重后果迄今也茫然无知。我深深认为这是我国文学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大缺陷。因为音乐教育和对于西方现代和当代音乐的介绍、了解和研究,对于我们当前几代人,80后或者90后以及20后的思想情操、审美意识、道德观念的建设都有重要深远的意义。这些意义却常常被人们视若罔闻。
在西方的历史中,音乐家曾被教堂供养并服务于教堂,但是巴赫们仍然是受到尊重的。从离开教堂进入宫廷以后的几百年,音乐家又被皇族和宫廷供养并服务于宫廷,莫扎特的父辈还是穿着仆人的服装,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宫廷和皇族的音乐教师。到了贝多芬时代艺术家脱离宫廷而独立了,但是他们仍然是公爵们的子女们的音乐教师。这些以后继承了爵位的贵族们仍然一代一代的保留了对艺术家的尊重和保护;李斯特的崇拜者就有不少公爵夫人和小姐。最突出的实例是巴伐利亚国王对瓦格纳的崇拜和巨大的财政支持。这样的文化历史中的音乐家的地位,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清朝皇族视京剧大师谭鑫培们戏子,而演员们对宫廷也自称为奴才。
我有时想:胡锦涛仅仅读过“卓雅和舒拉的故事“而为人们应为笑谈,但是可否请我国的国家领导人也把他们自己听过古典交响乐作品的记录,如同公布他们的财产同样的公布出来,由之作为对他们的文化水准的品论标准之一呢?他们听过贝多芬吗?听过肖斯塔克维奇吗?
我国文学界和文化界(和国家领导人)对于西方音乐知识结构的薄弱或空白的问题使我长期以来深感痛苦。我提出这个问题的视角和切入点可能是其他人没有接触过的,也可能会引起争议或反对。难道不能引起讨论吗?
2011年8月23日初稿
2012年12月15日改就
来源:西方音乐评论 作者:王西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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