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这些左翼文化人们以后流散到全国各地，有的在抗战中的重庆，有的去了延安。虽然新音乐事业有一定的发展，重庆在1940年前后有了不很完全的中华交响乐团，而延安更加落后，1946年才有了更为残缺不全的交响乐队雏形，随着从延安的撤出，这支所谓的乐队也从没成过气候。由于这种现象，使得不论是重庆尤其是延安，古典音乐声势微小。可见由于五四以后古典音乐在中国起点很低，这就使得不论是国统区还是延安解放区，西方音乐的基础都十分微弱和落后。这一切都使得我国的20世纪的10年代、20年代、30年代等最先进的最具代表性的几代文学家和文化人的知识结构中，对于西方音乐的贫乏、空白、落后、无知、成为一个重大的文化缺陷。对不起，就从胡适、陈独秀等伟大先贤也大致如此。

1949年以后到50年代的上半期短短大约4-5年，老实说，这个时代才是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启蒙性的大发展时期。由于当时的政策向苏联一边倒，在五十年代我们才接触了少量的俄罗斯学派，看到了《天鹅湖》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我们见到了来自波兰、匈亚力、罗马尼亚、捷克、东德等东欧的民间音乐歌舞团，也见到了以红旗歌舞团为代表的为政治服务的音乐。(顺便说：直到现在我们军队的总政歌舞团的大合唱演出和所有的国家级的同类演出，直到去年的纪念百年辛亥的演出所有等等，还都是抄袭红旗歌舞团的样式而水平不能望其项背!)但是这个时间很短，而且由于苏俄政治的影响，我们见到的仅仅是很少的19世纪的西方古典音乐和有限的东欧民间音乐，又由于当时苏联的错误文化政策，在承认俄国古典音乐的同时，却对于西方的20世纪现代音乐又全部排斥。直到60年中苏交恶起，到文化大革命，对于所有的西方音乐，连同上述一起，统统被视为洪水猛兽，一概打倒。这就使得文革以后的一代、两代、三代文化人的知识结构中，西方音乐的空白的现象更加严重，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无意苛求我所尊敬的文学家前辈们，而在于说明对后来的几代今人们的尤其是文学人和文化人的文化结构中音乐贫乏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的大量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但是仍然是对于西方古典音乐介绍较多，而对西方现代音乐和当代音乐的了解和介绍仍是一个极大的薄弱点。我本人1948年12岁在落后而贫穷的甘肃平凉的教会小学就学会并能使用五线谱，而今天，五十年过去，五线谱在全国普及度非常小。这种现象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文化人知识结构中音乐的缺少。

这也使我联想，西方的音乐文化的普及程度之高是我们不能想象的。西方的文学界 、文化界和思想界，其中有一些是卓越的音乐家:法国的罗曼.罗兰本人是一个大音乐学家，英国的萧伯纳本人是一个卓越的音乐评论家，俄国的珀斯捷尔纳克高中时曾学过六年作曲，和列夫·托尔斯泰、契科夫一样，这些文学家他们毕生保持了对音乐的爱好和关注。在中国很出名的米兰.昆德拉本人是位修养很高的音乐家，他的《被背板的遗嘱》简直就是音乐专著!他还是位爵士乐演奏高手。在我国，我仅仅由巴金的葬礼播放的音乐是他最喜爱的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的慢乐章，才知道他是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的。1971至77年，我在山西太行山的长治地区，当时丁玲也被关押在这里，大约1972-3年，她曾把她的一套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百代公司老唱片作为处理旧物送给去探望她的一个崇拜者，这些崇拜者其中之一曾拿来这套唱片给我看，我由此才知道30年代的丁玲先生等们也是喜欢古典交响乐的。近年来我读到余华的书，才知道他在文革中，听了和读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从而熟悉了这位作曲家。这样的事情也许我知道的太少，而且事件本身也更少!

但是仍然使我我感到多么欣喜!像这样酷爱西方古典音乐的文学家和文化人，在中国真是太少了!所以在我们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南方周末》这样的大报上很少看到对于国内外音乐大事、音乐作品的评论和介绍。而《纽约时报》却经常介绍当代重要的世界交响乐作品。1994年4月，《纽约时报》用整版篇幅介绍过波兰作曲家格雷斯基(Gorecki)的《第三交响曲》，而当时我国的专业音乐界几乎对这位音乐家一无所知。当时访美的我发现了这篇文章，回国后在中国写文章介绍这位作曲家和这部重要的交响乐作品 ，居然是我首次。《纽约时报 》以前和以后不断地发表对于当代音乐作品作曲家的介绍，早已经是该报的文化传统。我也很希望我国所有大报的编辑们的文化结构能够具有这种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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