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当局竭力想把这些资金引入实业，但从来没有真心致力于阻止“影子银行”借钱给房地产投机领域的那些越来越可疑的借款人。我在2010年8月前往上海时惊讶地发现，连接上海和杭州的180公里长的道路两侧，满是两三排的公寓楼。目前，借钱最多的债务人很多是地方政府为规避国家的监管而设立的挂名公司。一些小城市正借钱修建超出当地需要的未来主义博物馆、水上中心和公寓楼。这些地方往往空空如也，如鬼城一般。

我的研究显示，在过去50年间最糟糕的30轮债务狂潮中，私人债务——在中国，举债者常常是地方政府——与GDP的比重五年间增长了至少40%。这30个例子均显示，接下来的五年间，经济增速会大幅减缓，通常会降低一半以上。

中国当前的债务狂潮堪称战后发展中国家之最。经济迅速发展期间，中国的公共和私人债务与GDP的比重常年稳定在150%左右，但随着温家宝在2008年改变策略，截至2014年，这一数字已经猛增至230%。与美国泡沫于2008年破灭前的增长幅度相比，这80个百分点的增幅是其三倍还多。自2008年以来，美国的债务与经济规模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尽管许多美国人依然认为美国正深陷债务泥沼，但美国的债务负担远不如中国可怕，因为它并未变得日益沉重。

自相矛盾的是，在过去那些年里帮助引导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威权政府，目前却可能正在损害中国经济的稳定性。我的研究显示，与民主政体相比，威权政体会让经济增长变得不稳定得多，而这正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风险。研究1950年至今可资查阅的资料可以发现，从快速增长到缓慢增长的极端波动在独裁制度下更为常见。在整个战后时期，有36个国家曾从经济快速增长迅速切换到衰退状态，其中四分之三实行的是独裁政治。

这些国家的政府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因此可以强行启动强劲的增长。但在没有任何人纠正的情况下，它们也有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在邓小平治下的中国经济腾飞初期，北京做了威权政府最擅长的事情：压制反对飞速发展的意见，把民众的储蓄引向出口工厂的建设，并征用土地用于修建道路和桥梁，以便把制造业商品运往市场。但以北京的一个小圈子为限的同样的决策过程，却让中国政府在2008年冲动地改变航向，启动了一轮放贷大潮，让中国走上了一条越来越不稳定的道路：债务越积越多，增长越来越慢。

在最近的几次中国之旅中，我一直期待看到北京迅速回到现实中来的迹象，但却徒劳无功。随着经济变得更加不稳定，当局开始对金融市场实施愈发严厉的干预，试图以此控制商业周期。2014年末，为了扶持挣扎求存的中国企业，北京开始把购买股票夸赞为爱国之举。成百上千万的中国百姓新开了户头，首次踏入股市，并在股价上涨之际借钱炒股，他们中的许多人连高中学历都没有。当股市泡沫在去年6月破灭的时候，北京却不愿让它像2008年那样崩塌，而是要求人们不要抛出股票，甚至不要批评股市。但股市还是崩溃了。

随后，达沃斯论坛的那帮人终于开始质疑，北京是否可以简单粗暴地命令经济增长。中国似乎也汲取了教训，但当我在今年4月去那里的时候，当局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经济刺激行动，而且债务增速依然比经济增速快三倍。在这种背景下，当地人谈及了北京和上海房价的飙升，以及在某些不太为公众所知的市场上——比如螺纹钢期货——价格如何高歌猛进。他们打算继续随风起舞，直到借不到钱为止。

再有一点风吹草动，蹒跚前行的全球经济就可能陷入衰退。纵观“二战”后这段时间，此前的每一次全球性衰退都是从美国的经济滑坡开始的。但下一次衰退很可能始于中国受到的冲击。这个十年里，通过大力实施经济刺激，中国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但它十分脆弱。中国奇迹般的增长已经结束，它现在面临着债务的诅咒。

鲁吉·夏尔马(Ruchir Sharma)是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师。这篇文章改编自他即将出版的新书《国家沉浮录》(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文/鲁吉·夏尔马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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