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读到米歇尔·维勒贝克的新作《臣服》时，这些想法又涌上心头。这部讽刺小说的背景设定在2022的法国，伊斯兰保守派通过民主选举成为了统治者。《臣服》中的伊斯兰教充满了幻想色彩，维勒贝克的设定迎合了众多如维勒贝克一样的人，这里有资金雄厚的大学，超乎想象的开胃菜，肆意流淌的法国或黎巴嫩美酒，每个改信伊斯兰教的知识分子都能娶上好几个妙龄少女做妻子。不过运动领袖默罕默德·本·阿贝的政治修辞则条理清晰、语意连贯，和现实中埃尔多安的演说有着明显的相似性。维勒贝克在呈现这些时的坦诚和清晰让我对A.K.P的逻辑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

国际政策上，本·阿贝试图把欧洲转变为一个地中海及北非伊斯兰联合国：这计划类似于来自A.K.P.的现任总理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的“新伊斯兰主义”。在国内，本·阿贝支持自主创业、家庭贸易和自由市场；他在社会上鼓吹穆斯林教育并鼓励妇女成为家庭主妇，同时却一直宣扬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我一直不能理解这些目标是如何相互维系，或者说共存的。一个反对妇女解放并且容忍一半人口获得比另一半更糟教育的人，又怎么会喜欢民主呢？民主宪法又如何能避免世俗性呢？它要如何同易卜拉欣的信仰，同乌尔法那个洞穴中诞生的一切共存？我一直认为埃尔多安在掩饰着什么：他要么是假装支持民主，要么假装支持穆斯林家族价值观念——或者，像我亲戚说的，他对两者都不在乎，只是想用海湾的钱来建造更多的购物大厦而已。

阅读《臣服》时我发现，伊斯兰支持自由贸易其实也符合逻辑。如同资本主义一样，民主也是数字的游戏，而“家庭价值观”则是大力增加人口的机器。如同维勒贝克的小说人物所说：

“相较于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信奉三大教派之一而且遵从男权价值观的夫妇会生育更多的子女。这些家庭中的女性所受教育要更少，而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识则较薄弱。很大程度上，这种对于神的超然存在的信仰会通过基因代代相传。反抗意识，也就是子女长大后背弃家族价值观念的例子少得可以忽略不计。多数情况下，人们将秉承成长环境中的形而上体系。因此，作为‘多元社会’基石的无神论必将毁灭。”

在维勒贝克笔下的2022年，无神论人文主义已经走上绝路，不仅无人信奉，还被斥过时。如当年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一般，1968年的欧洲学生运动曾经无比青春洋溢，充满反文化气息。但是它即便大获全胜，还是很快坠入历史的尘埃中。维勒贝克写到， “逐渐变为木乃伊的68一代在其他领域已然灭亡，但其余党仍垂死挣扎在媒体的堡垒中” ，但这些人无力挑衅本·阿贝。这些为数不多又无关紧要的僵尸们，依然天真地认为自己是对抗堕落的守护者。而他们被穆斯林派的“多文化背景”麻痹，无力发起任何抗争。

维勒贝克小说中的叙事者弗朗索瓦是一位法国文学方面的中年教授，是研究乔里·卡尔· 于斯曼小说的专家。于斯曼1884年的作品《逆天》（Against Nature）被广泛认定为颓废派的杰作，讲述了一位穷毕生之力追逐美学的贵族，如享用一次全黑的食物，或是带着一只镶满宝石的巨型乌龟四处游荡。这些事迹似乎穷尽了颓废小说的想象力，却没能为这位主人翁带来快乐。写完《逆天》后，于斯曼开始信奉天主教。弗朗索瓦和于斯曼笔下主角的相似性不言而喻。弗朗索瓦也把人生用于追求美：读书、看电视、连续抽烟、畅饮超市买来的红酒以及和本科生约会。他同样发现这些努力徒劳无功而且让人精疲力尽：文学不再那么令人神往，性生活也逐年变的困难。和于斯曼皈依天主教类似，弗朗索瓦信奉起了伊斯兰教。

（乔里·卡尔· 于斯曼：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转型中的重要作家，象征主义的先行者。其作品语言灵活多变，内涵丰富，细节描写令人叹为观止，以物质形象体现精神世界，并带有反讽色彩。于斯曼精于小说的创新，擅长对颓废主义和悲观主义进行深度剖析，因此评论界时常将他与叔本华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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