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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为何三次调整大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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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一次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重新调整划设战区成为各界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大军区层面,曾有过三个阶段的大变革,每一次变革背后,都关联着内政、外交的巨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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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林彪、邓子恢、程潜、张难先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合影

六大军区体制

“六大军区体制”正式成型是在1950年2月,分别是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北军区、西南军区。“六大军区”与当时的“六大行政区”高度吻合,之所以如此设置,至少有两大原因,其一,战争尚未结束,军区与行政区重合、党政军一体化,有利于战争中的资源调配。其二,可参考学者杨奎松的解读:

在六大区里,中央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即党政军一把手一肩挑的,有三位。如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司令员都由林彪一人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都由高岗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都由彭德怀担任。其他如华东、西南,也基本上是党政军一体。

杨奎松认为,对军事行动及其建政需要的这种迁就,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故国内战争结束不久,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离开了西北地区;刘伯承则主动要求去筹建陆军大学,离开了西南地区;林彪将原四野主力交给彭德怀带去了朝鲜,自己以治病为理由去了苏联;聂荣臻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入住中南海,协助军委处理全军军事作战事务,无暇多顾华北军区的工作。

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又有“五马进京”——除华北局外,其他五大行政区首脑,包括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相继调入中央任职。至1954年底,五大行政区先后撤销。与之匹配的“六大军区体制”,也于1955年成为了历史。

十二大军区体制

1955年2月,国务院颁布决定,将原来的 6个大军区,改划为 12个大军区,即: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和内蒙古军区。

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受命主持此次军区体制改革。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共提出六种军区划分的方案。其中第一种方案——在海陆边防划分六个军区——东北、华北、山东、东南、华南、云贵,为准备战区,属于集团军(实际提升为方面军级);在内地划分8个军区——川康、西藏、新疆、甘青、陕西、河南、湖北、内蒙古,为战略储备区,属于军级(实际提升为集团军级)——获得多数认可。在对内地军区适当合并后,最终形成了上述12个军区的划分。

如此划分军区,与中国决定加入冷战苏联阵营,直面原子弹威胁,有很大关系。1954年9月,彭德怀率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亲身参观、体验了原子弹爆炸的威力。1955年1月,芬兰大使履新,向毛泽东描述美国氢弹的巨大威力,毛泽东强硬回应:“如果再来一次战争,就算中国一国伤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死伤人数,那我们还有五亿多人。美国想用恐怖吓倒我们,但是吓不倒我们。”

2月,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如此解释此次军区划分:“鉴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今后战争中可能广泛使用原子武器,当帝国主义者决定发动战争时,可能利用其所谓‘原子优势’采取不宣而战,对我进行闪击。为了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和今后更复杂的战争情况,……须以敌人兵力及其可能进攻的方向、地形条件、交通状况以及我军的战略意图、作战方向和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趋势,作为军区划分的主要依据。”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此次改革之后,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年龄,几乎全部集中在40~50岁之间;“少壮派”将领被推上了第一线。

七大军区的成型

“十二大军区体制”一直持续到1985年,期间略有变化。1956年,为加强对台斗争,增设福州军区。1967年,鉴于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内蒙古军区被降为省军区,划入北京军区。1969年,为便于对西南边防的资源支持,西藏军区划入成都军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因林彪之死,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一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此后大军区司令员,不再兼省委书记、也不再兼任“革委会”主任,使地方得以再次军、政分离。

1985年5月,中国政府决定裁军100万。1985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将11大军区调整为今天的7大军区。

那次改革,既有军区本身的原因,如“现行军区体制存在的战役纵深浅、独立作战能力弱、机构重叠、后方部署重复等问题”,更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大转变密不可分。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已宣布裁军一百万的决定,并为此阐述了不可能爆发大战争的观点。

次年6月,邓小平发表谈话,明确最高决策层已完成“两个重要转变”:一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二是放弃反苏统一战线,不再在“美中苏大三角”框架中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学者认为,“邓小平这次谈话意义重大,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退出冷战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来源:《廉政瞭望》 作者: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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