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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与北宋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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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业繁华的动力源

对宋王朝来说,大运河不仅仅是一条维系帝国政治安全的补给线。运河的功能被完全调动起来之后,便触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深刻塑造了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向。

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提出,中国的古代至中世,是“内陆中心”的时代,从宋代开始,变为“运河中心”的时代,“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事实上由中世进入近世后,中国的商业发展得面目一新。”宋代的立国者迁就于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现实,不得不定都于运河线上的汴梁,却也在无意中顺应了“运河中心”时代来临的历史大势。

运河的运输功能并不是由国家独享,它是一个开放、公共的水上交通网络。在运河中往来的不仅有漕运官船,无数民间的商船、货船、客船也日夜穿梭于运河线。货物的流通、客商的往返、人烟的汇聚,自然而然产生了庞大的餐饮、住宿、仓储、搬运、商品交易、娱乐、脚力服务诸方面的市场需求,于是在运河沿线,无数市镇应运而生。

宋神宗五年(1072年),访问宋朝的日本僧人成寻,沿着运河从泗州乘船前往汴梁,他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沿河见到的繁华市镇,如船至宋州,在大桥下停宿,成寻看到“大桥上并店家灯炉火千万也,伎乐之声遥闻之”;“辰时拽船从桥下过店家,买卖不可记尽”。宋代这些商业性市镇的格局,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性城市,行政性城市是国家构建出来的政治中心,市镇则是民间自发生成的工商业中心、制造业中心、运输中心。

运河两岸的城市,如亳州、宋州、郑州、青州、宿州、徐州、泗州、扬州、真州、常州、苏州、秀州、越州、明州、杭州,也因运河经济的辐射力而形成繁盛的区域市场,八方辐辏,商旅云集,人烟稠密。《宋史》地理志收录有近50个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其中位于运河沿线的有15个,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处于运河网络中心的汴京,人口更达百万之巨,“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

汴京的商业布局,也因为运河表现出全新的面貌。看过《清明上河图》长卷的朋友应该会发现,宋人喜欢临河开店,沿着河岸,商铺、酒楼、茶坊、邸店、瓦舍勾栏栉比鳞次,连桥道两边也摆满小摊,形成繁荣的街市,行人、商客、小贩、脚夫、马车拥挤于街道,入夜之后,市井间热闹仍不减白昼。

《东京梦华录》这么介绍汴梁的夜市:“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熝肉、干脯⋯⋯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皆用梅红匣儿盛贮;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脍、煎角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州桥夜市之所以这么喧闹,是因为仓场建于这一带,汴河上的货船驶至州桥码头后,需要靠岸卸货、仓储,物资在这里集散,人流也在这里汇合。

商业性市镇、热闹夜市、临街开设的商铺,在“唐宋大变革”发生之前,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在所谓的盛唐,县以下不设市;城市实行坊市制,即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严格隔开,商贾只能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做生意;入夜则实施宵禁。这些带有明显中世色彩的商业限制,到了“运河中心”时代,都瓦解了。因此,海外一部分汉学家相信,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我们也不妨说,此一“城市革命”,乃是运河经济的辐射力所促成。

运河代表的水运网络的开发,也使得大宗的长途贸易成为可能。宋朝之前的商人,还秉承着“千里不贩籴”的古老习惯,因为将粮米运至千里外销售,成本太高了。但在宋代,发达的水运网络将“千里贩籴”的成本大幅降了下来,于是“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两浙路的太湖流域,“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这些“舟车”,都是收购商品粮的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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