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提示的是，稍作统计就会发现，几十年间，大庆的“曝光率”在中国是最高的，对于“曝光”，大庆人早已是“曾经沧海”，大庆人早已习惯了默默的钻探、默默的采油，大庆人早已习惯了无怨无悔。

问题是，大庆人可以默默奉献，但默默奉献绝不等同于默默无闻。无论对于谁，对这一段不该遗忘、不能遗忘的历史的“大面积”的淡忘，都是一件值得认真反思的事。因为对历史的公正态度，事关品质，绝非小节。况且，就“为什么会淡忘”这一点探索下去，这其中一定涉及信仰、信念、价值观、方向感等等，这是不容小视的一个大课题。

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想，我们最不该忘记、最不能忘记的，大概首先就是大庆生产了巨量的保证了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战略商品”。大庆是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战略要地”。

20世纪是石油世纪，20世纪的战争中大多数人的血都是为石油流淌的。这些话早已不新鲜了。当历史进入了21世纪的近几年，世界各国即使是普通的人也已经真正地意识到了石油沉甸甸的分量。

而即将过去的这个夏天，当国际油价一次又一次划破人们的心理防线并将石油推拥到关乎全球经济安全的敏感位置时，中国的老百姓也第一次真正“尝”到了“油荒”的味道。

“尝”到，未必就体会得有多深；仅有体会也还不够，如果再能进一步思考一下就更好了。

为了帮助我们一起思考，我不妨再引用两组数字：自1993年起，我国成为原油净进口国，进口量为930万吨，对外依存度仅为6％；12年以后的2004年，国内生产原油1.7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45.7％。在这12年间，国内石油年产量增长不足250万吨，而石油消费年增长却在1000万吨以上。

根据有关研究部门预测，到2020年，我国石油需求将达4.5亿吨以上，国内可能产出1.8亿~2亿吨原油，预计缺口2.5亿~2.7亿吨。

尽管我国是资源大国，但人均拥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石油剩余可采储量24.3亿吨，居世界第11位，但人均只有1．89吨，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25吨）的7.6％。

这些看似枯燥，但却因充满警示而生动起来的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概括起来并且通俗一点说，就是早已被我们甩进了太平洋的“缺油大国”的帽子，我们不得不重新戴上；我们不得不重新过起曾经“一去不复返”的用“洋油”的日子了。

面对这样的大背景，在中国的能源安全面临如此考验的时刻，我们坦然地说出这些事实，是因为我们有勇气、有信心面对这些现实。我们的勇气来自于56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7年来积蓄的强大国力，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大庆、辽河、大港、胜利、土哈、塔里木、克拉玛依这些储量丰富的“中国构造”。

据介绍，在《日本现代史》里，经常能看到“如果当初找到大庆油田将如何如何”的词句，他们为没能在战前找到大庆油田始终感到“遗憾”，并对个中的原因进行“反省”。原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森川清在回忆“满洲的石油开发”时说，之所以没能找到大庆油田，“是因为战前日本钻探的深度只达到大约700~800米，钻探技术难以达到足够的深度。”实际上，标志大庆油田发现的第一口油井——松基三井，是开钻到1357~1382米之间的油层才出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种说法。

对此，最有启发性和权威性的还是我国地质大师黄汲清先生的说法，他和李四光一起是“陆相地层生油”理论的提出者，他还是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他曾讲：日本人在东北找了整整30年却没有找到油田，他们找油技术比我们先进，为什么没有发现，而我们只用了5年就发现了大油田？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对此，日本地质史学者也认为，从根本上说不是钻探设备不行，而是“探矿思想的问题”。

先进的科学理论比先进的科学技术更重要。在石油行业尤为如此。科学，发现了大庆；科学，同样迅速地发展了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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