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基于“中国中心主义”，李鸿章无法容忍“宗藩解体”，只要还有可能，李鸿章那代人一定会继续维护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

李鸿章给晚清的贡献在洋务新政，他与乃师曾国藩等人发起了一场异乎寻常的“体制革命”，从强兵到富国，开启了“同光中兴”。

但是，李鸿章不知道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究竟在哪里。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很早就根据在欧洲的实地观察提醒李鸿章，西方的富强并不是简单的富国强兵，更不是那点坚船利炮，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中国必须抛弃“中心主义”错觉，必须抱有欣赏的态度看待西方社会的进步，必须从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学习西方。无奈，李鸿章那代人没有办法从传统中走出，他的理念还停留在“中国中心主义”，不愿直面那个真实的世界。

基于“中国中心主义”，李鸿章无法容忍“宗藩解体”，只要还有可能，李鸿章那代人一定会继续维护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所以，当日本吞并琉球，废藩置县时，中国没有帮助，是因为力量不具备。当中国稍有力量，法国人试图染指越南时，清政府出兵抗争。因此，当日本试图踏上朝鲜半岛，李鸿章当然不会同意。他几十年的外交生涯，除与西方列强打交道，就是对日交涉。

与李鸿章情形相当，伊藤博文几十年政治生涯，一方面引领日本走向世界，渐渐成为国际主流社会的一员；另一方面就是地缘政治，就是与朝鲜，与中国交涉。不过，日本毕竟经过“近代化”洗礼，日本对朝鲜的觊觎、染指，在近代早期，即在“日韩合邦”之前，也就是说，在伊藤博文被刺杀之前，说到底还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势力范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藩体制。

像西方国家一样，日本出于地缘政治考量，一直试图打开朝鲜大门，通商贸易。但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日本像其他国家一样，没有中国的帮助不可能进入。而中国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很难主动帮助各国进入朝鲜。所谓“藩国自主”，就是告诉各国不要这样想。

西方各国没有顺利进入朝鲜，只有日本既有迫切需要，又懂得“藩国自主”真切含义。日本利用1875年“云阳号”事件，软硬兼施让朝鲜与日本达成通商协议，即《江华条约》。

《江华条约》是朝日直接交往的开始，是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当然不会轻易接受日本的这种安排。此后几年，中国绝地反击，利用壬午兵变、甲申政变，重新夺回了对朝鲜的控制权，让朝鲜继续留在中国的宗藩体制中，尽管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藩邦仅剩下朝鲜一个。

为甲申政变善后，伊藤博文专程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李鸿章此时正忙于越南问题善后，担心日本借题发挥，让中国两面受困。特别是，李鸿章很清楚，甲申政变在最后关头出现有利于中国的转机，主要是因为驻扎在朝鲜的袁世凯当机立断，率兵冲进朝鲜王宫，赶走了日本公使。

李鸿章担心伊藤博文在这些细节上纠缠，不料伊藤博文出于更远的考虑，大度接受了中方的解释。

伊藤博文的大度让李鸿章感动。感动之余，李鸿章做出一个令人诧异的自选动作，郑重其事告诉伊藤：

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六，37页）

李鸿章显然是对伊藤立场的善意回应，其作出的让步远远超出伊藤预想。伊藤对这段话非常感动，希望两国按照这个思路共同维护东北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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