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说说外汇问题。中国的货币法币是靠买卖外汇，法币放心可以买到外汇，才能放在手上。这种制度在和平时期可行，可是在战时，尤其是上海燃起战火就出大事了。大家都要把纸币去换成外汇的时候政府就撑不住了。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外国银行，都感到撑不住。根据档案记录， 财政部长孔祥熙打报告给蒋介石，说中国银行不听话，政府基本要买一些进口品，按几十美元来申请，现在他们一出手就几十万几百万美元，通过汇丰银行放到市场上去了，我叫他说话他都不听。蒋介石很生气，曾经要求宋子文，你既然这么有钱，那你告诉我，现在中国银行到底有多少钱？出口办到外汇有多少？侨汇多少？用这样的语气接连五个若干质问宋子文。党国的最高领袖竟然这样对一家银行的董事长说，你有多少钱？你准备怎么样？很奇怪的体制。就好像习近平跑过来问一家银行行长，告诉我你有多少钱？你用了多少钱？笑话。孔祥熙跟宋子文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指挥不动的，只有中国银行懂外汇，所以孔祥熙把蒋介石搬出来。而蒋介石也习惯这样了，从广州时期到现在，蒋介石不断的要求，子文兄给我二百万，子文兄给我三百万。他也不想想，你只不过是一个军队的领导人，怎么可以这样命令财政部长呢？只想着，我是党国最高领袖，抗战最高领袖，我命令中国银行给钱付款。中国银行不经过政府卖外汇，要回答为什么。后来宋子文写了两千字的回信，（宋子文很忙的，写五百字都不容易），说我抗战以来，究竟什么时候用钱都是请示财政部长，你去问孔祥熙。后来蒋介石服软，说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委屈你了。可是这就体现了他们之间有冲突的地方。蒋宋关系之中，宋子文就是这样没有名分，但是要干活。

这个时候英国和美国的两个国家力挺中国的汇市。汇通、麦加利高调进入中国宣布支持中国的法币，和中国成立共同基金。这个是宋子文谈成的。可是谈成以后，孔祥熙支开宋子文，另外派人签字。不过第二次协议的签署是在美国1941年，宋子文在场得以签字。抗战时期能够让英美出面维持中国法币制度，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英方就曾经要求让宋子文做财政部长才肯出资。而蒋介石也憋着一口气，说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宋子文做财政部长，不容他人干涉。

最后说一下为什么要成立四联总处。宋子文，蒋的大舅子，做过孙中山的秘书，首任中国银行行长，首任央行总裁，首任财政部长，现在孔祥熙虽然是央行总裁财政部长，却指挥不动。而对于这个情况，蒋很着急。若央行、财政部不听指挥，货币政策怎么办？蒋在1935年决定要在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之上设立总行长，由财政部部长来担任。这个写在日记里没有公布。抗战爆发之初，财政报告上说中国银行购买外汇，蒋就很气宋未请示，一定要把所谓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握在手心。董事长不能自己来做，还是宋子文，钱永斌，但是要作为一个机构下面的从属。四联总处的董事会主席可以代替每一家下面的银行做决定，所以要成立四联总处。以前认为四联总处是要对小银行加强管理，但是小银行资金少又不能发行钞票，而四大银行都可以发行钞票而且流通面非常广，发行的多，用的就多。再加上外汇方面中国银行是第一把手。所以蒋介石一定要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压下去。这就是成立四联总处的真正用意，大量档案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这一点无法在官方文件上得了台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做的高度集中是要整合官办企业，国营企业，国营金融机构。一个国家不能政府四家银行都在发行钞票，所以到1942年宣布集中发行。当时宋子文人在美国，中国银行的伙伴为政府收回发行权向他诉苦，宋子文说，这是应该的，应该为国家做贡献。他身在美国华盛顿，是十分清楚的，国家没有了，还有你中国银行吗？国家没有了，中国银行还能有独立发行权吗？国家亡了，中国银行还能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吗？今天第一步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制度，虽然业务受到很大冲击也在所不辞。所以非常合作的把经营权和发行权全部交给国家。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按照宋子文的个性，前前后后都不可能，但是这个时候他做了。由于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

文/吴景平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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