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抗战时期中国的金融体系与真实的四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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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1943年访问英国期间,与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的合影

下面来说一下当时的金融体制。中国第一家银行是1897年是上海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后来1907年有了中国政府银行,户部银行,后曾改名为大庆银行。到1912年民国元年名称改中国银行,从此之后名称没有改变。宋子文是1935年担任了这家老牌的政府银行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中央银行资格比较老,1924年在广州,南京时期1928年。交通银行是1908年当时在邮船部下面,政府的交通部门为了电报轮船铁路通讯等等,当时意义的交通投资而设。这四家在抗战爆发前地位是逐步上升的。一开始无论是央行还是谁都不行。借着国内局势变化,1935年四家银行通过政府的整合,把全国银行界的投资总数至少60%全部拿下。另外还成立了两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四行二局”都是在抗战爆发前期建立的体系。但是即便如此,更多还是一般的银行,有名的有北四行南三行,上海还有几十家大银行,还有更多的钱庄。抗战爆发之后银行金融机构的情况就是这样。

货币制度就比较复杂。民国之后,中国的钱是银本位。银两和银元两种。到1935前所有银行发行的钞票都叫兑换券。这张纸的价值在与,它写着,凭票即付多少银两或者多少银元。因为有这样的承诺,所以不用担心发的钞票太多,银的准备很充分。这个制度于1935年被废止。因为走私严重,大量白银外流,因此重设法币制度。“法”意在法律的效力。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机会,在战争爆发一年多前,把货币制度从银本位货币改为政府银行发行,可以强制流通不受限制。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得了。战争爆发后,政府印钞票可以调动各种物资,但是政府仍有承诺,白银不再是货币,但是纸币以前可以购买银元银两,今天则可以放心到政府银行购买外汇。这叫无限制买到外汇。

抗战爆发之后,白银和兑换券时代已经过去,实行法币制度。不再承诺可以换银元银两,只是说什么银行发行,多少数额,由法律赋予,没有任何限制。这和以前相比的区别在哪里?原先是很多家银行发行货币,谁发行的谁承担责任,现在抗战有打,压力全部在政府银行,即四行,扛起了所有钞票的信用度。现在叫“汇兑本位”。法币与某一种外币的联系的比例就是价值基础本位所在。抗战要维持这样的基础。除了四行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银行也在维持法币制度。如果法币发行过多的话,肯定会出问题。一开始政府的问题是怎么样要让一般的银行和钱庄意识到手头的钞票不要轻易发行,要严格控制没有到期的银行存款,若不能控制也要引导,少用现钞,等等。这样做意味着每一家的营业额会下降,但是为了大局不能不这样做。什么人去做,就是宋子文去做。

蒋介石在卢沟桥事件爆发之后不久就专门写信给宋子文,依托财政部次长徐侃告诉他,请你出面到上海全面负责金融事务。宋子文说着是财政部的事情,我不能负责。蒋说,委屈你了,知难而上。难在哪里?财政部是孔祥熙掌管的,趁他不在来指手画脚,财政部的人,银行的人会听吗?但蒋介石说,只有你能做这件事情。1937年8月1日,宋子文回信给蒋介石,这是财政部长的事情,我不能主管,但我一定会协助。此外,你答应放了张学良,我希望你能兑现诺言。蒋很生气。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宋子文又写信给蒋,现在总可以放张学良了吧。蒋说不行。这是外话。但是宋子文这个是有情义的,有担当的。知道自己的职责,不会忘却。

抗战爆发之初,国民党高层都感到不能打下去。在上海抗战还未结束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就曾出面调停,很多高管和知名人士都认为中国应该接受和谈。宋子文则反对。在台湾我曾发现他很多写给蒋介石的信,说很多人都带话给我说我们要和日本和谈,我是坚决反对的。而孔祥熙则写给蒋介石说,就是因为坚持抗战我们处于被动位置,你说一句话,我们外交部来处理和谈。幸亏有宋子文和蒋介石这样的人,不能接受和谈坚持抗战。

就是这样的宋子文接下了整顿上海财政金融的工作。这个事情做的好是财政部、央行的功劳,记不到中国银行董事长、国民政府委员宋子文的帐上的。但是如果做差了,也怪不到宋子文,因为不是负责人。而宋子文则把这件事情做成功了。上海银行家和宋子文非常谈得来,就如何协助政府达成了共识,然后把这套办法推广成非常时期的全局政策。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当时国民政府要发行五亿元的公债,当时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孔祥熙不在,宋子文作为中国银行董事长担下了这个任务。作为劝募公债委员会的会长,个人出了五万元,他的上海办事处出了14万元,整个中国银行出了壹仟万元,中行系统加起来两千万元。逼着央行、交行出资买爱国公债。到1937年7月底,五亿元公债之中已有两亿元得以达成,等孔祥熙回来接受这一功劳。中国银行实际上是最有钱的,比央行的资金都多。因为底子厚,长期商业运营,货币发行量、流通量都很大,业务非常大,影响也大。中国银行在抗战爆发之初是应该为国家财政金融的稳定做出贡献,当时确实是这样。现在可以看到中国银行的档案,一笔一笔都是,政府要求我出资多少,买德国、苏联的军火,英美货物,等等,都是中国银行在买单。后来我们向美国借款,美国说,你要借两千万可以的,给我七百万元美国的债权,再加美国的金融市场上过硬的证券来给我做抵押。这个只有中国银行能拿的出来。蒋介石当时这样说,子文兄,宋委员长(航空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宋董事长先生,说很多好话。但我就想,你叫别人做这个做那个,为什么不让宋子文直接做财政部长,孔祥熙不行你来嘛。蒋介石“有委无任”。这还是宋子文愿意做、能够做、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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