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现代儒家早期似乎把重点就放在组织与制度再造上：这包括第一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先生创办各种“会”，创办报纸杂志，进而创办政党。康有为毕生致力于建立“儒教”，更显示了敏锐的先见之明——尽管这样的努力注定了无法成功。第二代的张君劢先生同样延续办刊、结社等进路，梁漱溟则曾经谋划乡村建设方案。马一浮、梁漱溟、张君劢先生还分别创办书院，试图于现代大学体制之外进行儒学传承。只是到了现代新儒家第三代，即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人，才因为身处特殊环境中，不得不走上狭隘的学院化、哲学化之路。但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比较失败的：儒学言说虽然相当繁荣，儒家在社会上却越来越看不见。

大陆儒家要有未来，实有必要回归早期现代儒家的规划，致力于儒家制度的自我构建。台湾的人间佛教是一个最好的学习典范。简单地说，儒者必须致力于聚集、创建各种小型共同体，比如师友切磋的书院，向大众传播儒家理念的论坛、大众性报纸、刊物乃至电视节目，兴办在城乡各地帮助弱者的慈善组织，从事各种公益活动，比如帮助弱者维权的NGO组织，以及更为紧凑的公共事务团体。总之，儒家必须走出学院，走出哲学的象牙塔，走上社会化之路：在熟人社会中复兴传统的联系纽带，在陌生人社会中构造新的组织。

特别重要的是儒家需要超越对心性功夫的偏爱，扩展服务精神。不论是在传统儒者，还是早期现代儒家身上，都可看到最为强烈的公共服务精神。这种公共服务范围十分广泛。比如有网友质疑：为什么看不到儒家兴办的慈善公益事业？这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而是儒者必须面对的“天问”。在现代社会，服务就是最有效的教化，也是教化的终极形态。私人性质的正心、诚意、修身的功夫当然是需要的，但它必须表现为公共性服务，才可能对他人、对社会产生教化的意义。通过从事公共服务活动，儒家才是可以看得见的，通过组织这些公共服务团体，儒者共同体将会逐渐重建、扩展，儒家式道德伦理秩序和社会治理秩序才有可能从一个人到十个人、到千百人，改造这个时代的风气，让这个支离破碎的社会恢复常态。

为此，儒家也需要一个伦理学。传统儒学有功夫论却无伦理学。今天的儒者须对各种德行的纲目进行讨论，尝试发展出一套道德伦理规范体系，进而由这个伦理学发展出社会理论、法律理论和政治理论，以应对从事儒家式公共服务的道德实践需求。

归根到底，儒学就其本质而言，不是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而是修己治人之学，是道德实践之学，是社会治理之学。而道德实践、社会治理都需以具有儒家自觉的新士人群体为主体，以新的伦理学体系为先导，以相应的制度、组织为依托，通过公共服务呈现自身。由此，儒家的治理之美才能被人看到，儒家才有可能参与中国的现代社会秩序之再造。

文/秋风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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