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训沉痛：丧失国家金融监管权导致美国陷入不可逆的结构性衰落
如果说丧失对教权的管控是中世纪欧洲在破碎化中衰落的重要因素[12]，那么丧失国家对金融监管权，则是导致当前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明察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是有意义的。
事实上，美国当时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也感觉很突然，怎么突然就要管理世界了？1945年乔治·C．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演说，继而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中表露出对美国削弱欧洲战略成功的喜悦及战后美国的全球抱负，他告诉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国应该担当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应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13]马歇尔告诉美国人今后要学会作世界霸主，要有管理世界的能力。
但是，美国走到今天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美国在崛起之前和之初还是一个健康的国家，工业、农业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平衡。这是由于依附于美元的华尔街财团和美利坚民族的利益还是一致的，都是要打倒欧洲霸权，掌控世界财富。
1939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上告诉资本大佬们他要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由——实际就讲美国参战会给资本家带来什么好处[14]。他说：
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
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德国正在统一欧洲，统一的欧洲不利于美国，而“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则符合美国的外交利益。他告诉美国资本家欧洲的分裂也可以符合美国军工资本家的利益：
如果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英国、法国和其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决定起而战斗，那时你们就会碰到武器问题。
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15]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罗斯福讲话时在座的美国金融资本家的祖辈有许多曾在欧洲是以打倒反天主教权为目的的文艺复兴及随后民族独立运动的资助者，在这些目的实现后，他们便在与欧洲民族国家产生的权力之争中遭到惨败，有的还被驱逐和流放。1805年，拿破仑政变成功，次年他便邀请法国知名犹太人召开会议，以确保这些曾在推翻旧政权的大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犹太人对法国新政权的忠诚[16]。如果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和苏联都执行严厉的限制和防范——在德国更是赶尽杀绝——犹太人的政策[17]，可以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欧洲对这些金融资本家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正因此，当时华尔街或者被艾森豪威尔称谓的“军事﹣工业复合体”[18]的利益和美利坚民族利益还是一致的，目的都是要打倒欧洲，使美国取代欧洲的世界霸权。在这样历史背景下，美国资本家很容易接受罗斯福参战的提议。
二战结束后，美国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时又出现了谁掌握国家权力的问题。“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19]有着深痛教训的美国金融财团卯足了劲，一定要把国家权力掌握在手中。他们从金融即他们的长项入手，制造并利用危机，造成国家资金短缺形势，迫使美国政府向他们借钱。借钱可以，但条件是国家要改革国家金融垄断体制，理由是政府“监管不力”才造成“危机”。金融管理经验远不及老牌欧洲的美国政治家远不是被欧洲人赶到美洲的金融家的对手，更并没有将金融提高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开始有些美国政治家比如林肯、麦金莱、肯尼迪等[20]也试图通过提高国家对金融监管能力将金融监管权力收到国家手中，但最后他们及其努力多为美国金融集团干掉了。一次次“金融危机”迫使政府一次次借款（或曰“融资”）和随后的放权，最终华尔街将原来由国家掌握的银行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华尔街反客为主，政府成了它的最大“银行客户”。结果，巴黎公社放弃银行的监管权所造成的亡国恶果，一百年后不幸又在美国上演。美国民族资本已成为金融资本的牺牲品，殖民地现象已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逆推。
殖民地现象从第三世界向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内部倒逼，是21世纪初的帝国主义腐朽性的最突出的特点。1942年1月22日，毛泽东在审改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情况的通报材料时，加写这样一段话：“总之，极端狠毒的殖民地政策，现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阶级，有财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挣扎时期的紧张性。”[21]如果将这段话中的“日本”换作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让人也会觉得很贴切。1965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在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22]
2011年美国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美国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开始了“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的伟大实践。
我们知道，国家的实体经济和银行是一对国家必须依赖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支柱：银行好比是一个人的血液，实体经济是肾，有血可以强肾，有肾也可以生血。华尔街利用危机搞垮了美国国家银行后，立即向实体经济发难，利用手中的金融权力慢慢将美国的实体经济击垮。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高达40%左右，从60年代开始，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浪潮，进入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趋势，2009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份额跌破20%，2010年继续跌至19.4%（当年中国为19.8%）[23]。2008年美国制造业增长率1.7%，2009年猛跌至–18.7%。[24]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25]，其中与国民生活无关而华尔街石油集团需要的军工产业还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使得美国由以往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的社会结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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