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苏联存在着七十多年，并没有为人类社会贡献有益的价值或观念，倒是在倒行逆施方面屡创记录。这个国家长期奉行的“斯大林模式”，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国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俄国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竞赛，没有显示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

此外，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一般认为，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苏联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产生的‘自我政变’”。苏联还有一绝，就是其老人政治特色，从斯大林开始，这一特点就开始显现，斯大林至死都掌握着国家政权。此后，除了赫鲁晓夫是被赶下台外，其他领导人都在任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勃列日涅夫晚年在几次中风和心脏病发作以后，已变得头脑迟钝，如果无人帮助几乎不能行走，但是为了维持“国家政治仪式”中的惯例，他在去世前3天还强撑着病体在红场阅兵。随后更是一蟹不如一蟹——接班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则使苏联的老人病夫政治达到了顶峰：两人均以高龄多病之身成为最高领导人，前者68岁上台，执政15个月;后者72岁上台，执政13个月。安德罗波夫只工作了半年就大病不起;而契尔年科不必说工作，连说话和呼吸都很困难。但同样是为了维持“国家政治仪式”，助手们把离去世还有半个月的契尔年科从病床上架起来，在电视镜头前亮相做秀。这简直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但为了道统和统治，就得把戏演下去。当年50多岁的戈尔巴乔夫在见到去世前的契尔年科时，心生疑问和感慨：“究竟是什么阻碍他辞去工作以便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什么迫使他肩负起领导国家这副力不从心的重担?”

事实上，苏联维系它超级大国的最大本钱就是它的军事实力，然而，这种实力并非经济实力的反映，倒不如说是靠牺牲经济换来的。1960年苏联的军费开支相当于360亿美元，当时绝大部分用于兵员和常规武器，到1970年， 苏联的军费开支已达700亿美元，主要是用于发展导弹和核武器。据美国斯坦福研究所估计，1970年苏联军费开支达743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九十。如把军事“科研和发展”费用算在内，实际军费开支将达905亿美元， 约占该年度苏联财政支出总额的一半。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也曾公开表示，1669年苏联的军费开支即达800亿卢布。即使按1970年苏联的军费开支为七百亿美元计算，它占苏联当年的物质生产净值即不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收入3215亿美元的21.4%，占整个财政支出1675亿美元的42%;苏联平均每人一年的军费负担约三百美元，占当年每人平均的国民收入1313美元的23%。由于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 而每年的军费同美国接近甚至超过， 因此，它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无疑都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冠军”。一般认为，苏联军费应该保持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17%之间。然而，这种牺牲经济带来的军事强国是饮鸩止渴，最后，苏联帝国也终于在跟美国子虚乌有的“星球大战计划”的军备竞赛中耗尽力量，最后轰然倒塌。

毛泽东有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对苏联这个“反对派”而言，这个判断尤其准确——它的确就是只“纸老虎”。

文/信力建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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