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李森科的伪科学就逐渐得到了苏联高层领导人的垂青，并被神化为正统理论。1936年，斯大林接见了李森科，给予了李森科至关重要的政治支持。1938年，李森科取代瓦维洛夫成为“全苏列宁科学院”的主席。从此，任何对李森科及其伪科学的批评就都变得根本不可能。而李森科更是对所有对他的伪科学持批评甚至质疑态度的苏联生物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进行了疯狂的清洗。在这次从1936年就开始的清洗当中，很多反对李森科的苏联科学家被撤销顶尖的正式职位，有不少还受到捏造的指控而遭逮捕与审判，甚至被处死。而其中最悲剧的细节之一是，那位把李森科引入遗传学大门的大恩人—瓦维洛夫，也因为在 1938年批评了苏联的农业科学政策和李森科伪科学而遭到逮捕，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控为英国的间谍而被判处死刑，并于1943年死于狱中。

李森科对苏联生物学界的清洗在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时才暂时中断。但是，二战结束后不久，李森科就又开始着手努力延长自己的统治。1947年，李森科再次给斯大林写信继续寻求支持。在给李森科回复的信中，斯大林这样写道：“米丘林理论是唯一科学的理论。否认获得性状可遗传的魏斯曼及其追随者们，根本不值一提。未来属于米丘林。”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宣布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为非法的“反动资产阶级伪科学”，而李森科的理论是唯一正统的“无产阶级科学”。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因而得以继续完成对他们的反对者的残酷清洗。

毫无疑问，李森科的伪科学的发迹及随后对苏联生物学的垄断性统治，部分归因于他的伪科学许诺给予苏联农业意外的“财富”。但是，如果没有斯大林用政治权力对科学的无知的粗暴干涉，李森科的伪科学是不可能在苏联遗传学界取得并维持垄断地位的。理由很简单，李森科的伪科学根本经不起重复性实验的检验，因而会很快被证伪而遭到抛弃。换言之，在一个开放的“科学共和国”里，李森科的伪科学能够取得并维持垄断地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李森科的伪科学在苏联生物学界的统治，与伽利略遭到的罗马教廷的审判和定罪，从根本意义上如出一辙。科学谬误和伪科学对科学的垄断，只能依靠政治权力对科学的无知的粗暴干涉，只不过一个是宗教政治权力，另一个是世俗政治权力罢了。

科学是一个严肃的事业，它唯一尊重的应该只能是证据。任何政治权力和领导人对科学的横加干涉都只能给科学带来阻扰，甚至是灾难。

文/唐世平 原载于《南风窗》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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