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李光耀如何解决新加坡“剩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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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社交发展署,政府出面做“红娘”

为了缓和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的问题,我们成立了社交发展署,推动男女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社交活动。我还亲自挑选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大局。当时她年近50,丈夫也是一名医生,两个子女在念大学。她待人处事温文可亲,总有办法叫年轻人放松绷紧的心情,是挑此大梁的最佳人选。

社交发展署成立初期,大学毕业生不论男女,全对它不屑一顾。国际传媒再一次抓住机会大肆嘲讽我们牵红线的努力和它所组织的有关活动——有专题研讨会、讲座和电脑课程,也有游轮假期和地中海俱乐部的旅行。

实际上,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人数日益增加的现象已开始引起家长们的恐慌,个个急得四处求助。1985年的一个夜晚,在总统府出席招待会之后,芝告诉我,跟她同一辈的女士们同病相怜地互相谈论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儿未婚的问题。她们感叹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在大部分女性没受过正统教育的年代,聪明的和资质较差的女性都有同等机会“出嫁”,因为没有所谓”O”水准或大学毕业的分级。如今相亲的做法已经无法被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所接受。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外,他们的母亲何尝没有责任。非大学毕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传统的文化偏见总认为男人维护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怜又可笑的事,要改变这样的偏见谈何容易。华人如此,印度人更是如此,马来人尤其严重。

同样的问题其实在任何教育层次都有。一大批“A”水准(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或者高级中学)毕业的女性,找不到学院或同等水平的男性愿意娶她们为妻。“O”水准毕业的女性也一样。女性只愿意上嫁,男性只愿意下娶,结果是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们高,谁也不愿意嫁给他们。为了辅助社交发展署的功能,我促请人民协会理事长成立社交促进组,以中学教育程度的男女为服务的对象。社交促进组的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1995年时已增加到9.7万人,通过它所组织的活动而互相认识的会员中,有31%结为夫妻。教育普及化摧毁了旧有的择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取代传统红娘扮演的角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来的数字也显示,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得多,这使我们的问题雪上加霜。完成大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初中和高中程度1.6,小学程度2.3,没上过学的4.4。为人父母者要生育2.1个孩子才足以维持人口替代率。新加坡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长,教育水平较高的一群却连替代水平也达不到。

为了扭转这个生育趋势,我和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在1984年决定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这可是每一个家长梦寐以求的一种特权,却也是个敏感而看法不一的课题。内阁中由拉贾拉南率领的平等主义派勃然大怒,拉贾拉南对“聪明父母必出聪明子女”的说法予以驳斥。即使确实如此,他辩驳说,也没有必要去伤害人家的自尊。巴克也表示不满,不因为他同意拉贾拉南的看法,而是因为这种政策将冒犯资质较弱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年轻一辈的部长面对资深同僚三种全然不同的见解,也意见不一。凡事求实的吴庆瑞赞成我的看法,我们两人坚持己见,认为非得把那些男性大学毕业生唤醒不可,以使他们摆脱不合时宜的下娶观念。最后,我们以大多数票通过这个决定。

新政策引起非大学毕业母亲的不满原是意料中事,毕竟她们会比较吃亏。但是,令我和吴庆瑞始料不及的是,连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提出抗议,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优先权。不过,年轻的男士们总算把话给听了进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子,只是进度始终快不起来。大选过后,我同意放手让继吴庆瑞接任教育部长的陈庆炎改变原来的决定,撤销大学毕业母亲所享有的特权。我已经唤醒人民,尤其是受大专教育的青年男女,把国家的处境毫不掩饰地摆在他们面前。但是,既然这份特权使女性大学毕业生感到尴尬,我想还是取消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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