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全球资本重回镀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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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镀金时代和民粹兴起

1973年底爆发了为期两年的、战后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从此 “黄金时代”宣告结束被长期停滞所代替。政治的转向逐渐发生,共和党再度占据上风(克鲁格曼的政治源起的解释指向了美国的原罪——黑人问题,这很有趣), 当新自由主义回到整个政策或者世界的核心的时候,像电影慢动作又回放给我们看一遍,重回镀金时代已经避不可免。

大规模减税开始了,里根减税计划的要点是:1)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一律减少25%;(2)对企业给予加速折旧以减少税负。紧接着通过了美国历史上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税制改革方案: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50%和46%下降到28%和34%。小布什就职不到20天就提出10年减税1.6万亿美 元的计划,主要包括:简化个人所得税制,将五档所得税体系(15%、28%、31%、36%、39.6%)调整为四档(10%、15%、25%、 33%);将儿童课税扣除由每名儿童500美元加倍至1000美元;减轻“婚姻惩罚”,恢复双收入家庭10%的税收抵免;废除遗产税;扩大慈善捐助扣除的 范围;使研究和实验的税收抵免永久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红利税率降低50%以上,这意味着减税的好处几乎全部流向最富裕的纳税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中红 利所占比例最大。根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计算,减税计划64%的好处将流向5%的最富裕纳税人。所以才会有巴菲特说的他缴纳的个税还不如秘书多这种事情出 现。

长 期以来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态被彻底打破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占比稳步提升,而受益最明显的是1%最富有的人。从1990年开始,随着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 和长期的牛市,这1%的实际收入快速上升。19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急剧加大,其基尼系数达到了现在0.47的高水平。从1979年到2005 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的税后收入增长了176%,最富裕的20%人群增长了69%,处于中等收入的60%人群增长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 增长了6%;1979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群的年收入是最低20%人群的大约8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倍,这些事实随着皮凯迪的研究已经变得众所周知 了。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无论它在经济上是多么的具有效率,它在财富分配上的公平性方面显然是存在问题的,更为棘手的是它应对分化问题的新解决手段——各 政党为了获取选民支持,不断承诺更高的社会福利,民粹思维迅速膨胀,福利的增加具有不可逆性,福利承诺力图掩盖拉大的收入鸿沟,而福利的增加大部分依靠巨 额负债、货币发行和转嫁海外来实现。大量的居民部门同国家财政和贸易赤字一起,堆积出天文量级的债务膨胀,拉动了经济的狂飙突进也最终形成了全球失衡和 2008年大金融危机。

显然,现在世界的潮流就是重回镀金时代,因为资本积累造成的不平等分配是常态,所以真正合适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会在1950年到1970年会有一 次明显的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机会。资本必然是力图占优的,特别是从长期来看更应该是这样。除非充耳不闻,熟视无睹,《21世纪资本论》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和 经验教训就不能被轻轻的一笔带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对“历史的终结者”可能会再次被深度质疑。笔者一直不愿写这个书评的原因,就是因为那应该属于常 识,如果对于美国的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的历史做了一些功课的话。

对皮凯迪资本论最有力的批评还是关于财富流动性的问题,即 财富积累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创新源源不断的涌现,给予这些创新者以最高奖励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例如我们见到的最耀眼的财富明星是盖茨、孙正义、马云等科技 新贵,这确实给予了美式资本主义以额外的正义感——尽管他们的出现肯定恶化了社会分配的格局,但这应当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能够承受之重”,因为熊彼特 式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原本就是资本主义进化的核心。皮凯迪并没有否认这个事实,资本主义的最大卖点确实是这个,它也是效率和动力的源泉。他的点仅仅在于, 不幸的是,流动性的可能真的没那么重要,一方面old money的财富世家才真正是冰山水下的那个更为巨大的部分;另一方面,这些新的财富一旦积累下来,它就和其他资本没有什么不同了,即坐享其成,甚至也可 能形成垄断和阻碍创新。同样灰暗的是随着金融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崛起的金融高级人士和大型跨国企业的CEO,他们也在从中偷偷坐收渔人之利,这可能也是 不断泡沫化的虚拟经济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结论是不管资本选择谁做代言人,总之它们永远都在加速繁衍,永远都在吸收新血,永远拿走最大块的蛋糕(还有一个 更为“庸俗”的问题,是按照经典金融学的理论,资本高收益是不是因为承担了高风险呢?是不是不能只看净值,还要看夏普比率呢?)。

中国的投影和特殊之处

那么问题就来了——从全球比较的角度,制造贫富差距的技术哪家强呢?是欧美,是拉美,是香港,还是中国呢?在私下的讨论中,他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居然是中东国家,但仔细想想也在情理之中。但他也承认中国的数据难以获得,而且有自己的特殊性。

笔 者的看法是首先必须承认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意义,尤其是在财富分配领域,别忘了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中,中国贫困人口从之前的6亿多(当时的总人口是8 亿)降低到目前的3千多万——按照中国自己的减贫标准——这是人类减贫史上了不起的奇迹和贡献。换句话说,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崛起(也包括其他新兴经济 体)确实极大的改变了世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这毫无疑问可圈可点,可歌可泣。但在这些经济体内部呢?那又是另外一幅完全不同的场景。

如果把皮凯迪问题投射到中国自己身上麻烦就大了去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就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有着大量的国资和国企,但数据显示中国正 在经历一个剧烈的贫富分化过程,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能够在短短30多年里头把把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0.17疯狂地提高到0.61(这是基于收 入的基尼系数,根据2010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2014年7月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则 称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基于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12年为0.73)。

个人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和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可能有着很大不同,或者更准确的说,贡献因素的权重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国家的财富差距可能主 要就是由于皮凯迪所言的r大于g的问题引起的,但是中国主要不是这个问题,至少目前来看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仍然用数据说话,从过去10年的数据来看(根据 东方证券开发的数据库,具体见《国富还是民富: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中国居民部门的净资产增速与名义GDP增速趋势保持一致,但居民净资产增速波动幅 度更大。中国居民持有净资产总额由2004年的68万亿元人民币上升至2013年的263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8%,而同期名义GDP则由2004年 的16万亿上升到2012年的52万亿元,年均增长16%,居民净资产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1.7个百分点。这告诉我们至少在总量的意义上r不是比g大 很多。居民净资产与名义GDP的比值也基本稳定在4.6左右。从年增速看,居民净资产增速的波动幅度大于同期名义GDP增速。2005年至2012年,名 义GDP增速波动的上限为22.88%,下限为8.55%,而同期居民净资产增速波动的上限为27.25%,下限为6.31%(莫非真是高风险高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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