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苏历史境遇的异同
我在开头提出一个问题，即同样经历了“快速崛起”、“进入国际体系”和“引发大国矛盾”后，中国是否会和曾经的苏联一样与美国很快“进入冷战”？这个问题可以结合上文对美苏冷战起因的史实回顾，从中苏历史境遇的异同来分析。
就相同的方面而言，曾经的苏联与现在的中国都是大国崛起，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两点中任何一点都足够引发美国担忧，更何况是综合起来发挥作用。因此自然可以见到美国以各种手段予以遏制。过去美国对苏联的最初遏制，表现在共同占领德国、向苏联提供贷款、战后赔偿、国际原子能合作等事务上；而对于今天的中国，则表现在贸易战、高科技产业控制、南海问题等事务上。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美国的遏制，短期内更多地表现在经济利益方面；长期内则更多地表现在发展模式的竞争，这往往依托多项短期手段的组合运用来实现效果，因此更加抽象。苏联时期这些方面的集中体现就是马歇尔计划的出台。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将东欧也包括在内，却排除了苏联，后来又推动更加明显针对苏联的日本版马歇尔计划。这就使得斯大林马上有一个判断，即表面上以经济复苏为目的的马歇尔计划实质上是要展开发展模式竞争，把苏联的那些卫星国和缓冲地带都拉走，将苏联置于孤立境地来打击苏联。斯大林的判断是有过激的地方，但并非完全脱离实际。如今美苏双方关于马歇尔计划的材料都有公开，可以看到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这个意图。
以后见之明来讲，当时苏联反应有些过于强烈，即完全拒绝马歇尔计划，而且不允许任何东欧国家参与马歇尔计划。其实当时西方在排除苏联参与的问题上，也非斩钉截铁，因为他们很快意识到排除苏联即意味着失去东欧，这毕竟是个很大的市场。西方这种既想谋求对方的市场又担心安全问题的心态如今又在中国议题上上演。
苏联断然采取完全脱离接触的做法其实是不够理性的，更遑论后来还进一步明确态度要与西方完全切割。切割的办法是斯大林召开了共产党情报局会议，重建国际共产党组织，虽然没有完全以“共产国际”的形式，但它实际上相当于共产国际了。苏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为了进一步将欧洲主要国家的共产党都重新严密地组织起来，索性提出了“两个世界，两个阵营”的理论。
讲到这里，我们恰好可以观察到今天的中国和曾经的苏联的三个关键不同点。首先，今日中国与彼时苏联在经济体制上存在根本不同，这一点随之产生了另一个关键不同，即苏联当时与西方只有频繁政治交往而缺乏经济关联，当时并未“完全”进入国际体系，只是“开始”进入国际体系；而今天的中国已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深度介入国际体系；最重要的是，与曾经“强行推销”意识形态的苏联不同，今天的中国积极对意识形态分歧进行管控，不搞意识形态结盟，不搞模式输出。
所以说，与当年美苏处在“两个世界”不同，现今的中美肯定处在“同一个世界”。处在不同世界,才能实现切割；而处在同一世界，就必须一边竞争，一边合作。这种“竞争+合作”的格局有时候表现为参与和吸纳，有时也表现为摩擦和分歧。但是类似贸易战这样的“严重”摩擦恰恰生动地说明中美是在同一体系中。必须看到，这种摩擦是两国经济合作和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破坏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谈判，因为经济利益是可以分割的，可以让渡的。一句话，凡是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今天的中美之间原则上不存在封闭在各自的体系里长期对峙的基础。
三、引导与调整
“过于严重”的摩擦可能使得任何强大的体系都无法有效运作，甚至是彻底撕裂现存的体系。所以说，未来如何引导与调整中美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仍然值得探究。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探讨，但仅从美苏冷战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来看，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站在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高度，认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趋势。
自人类走入近代社会以来，的确发生了社会主义挑战资本主义乃至两种体制势不两立的现象。但如果从历史的、长远的观点看，任何一种体制都不是生来就完美无缺的，都是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发展的。如今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要消灭的那个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也完全不同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描述的那个社会主义。事实上，在世界已经连为一体的环境中，在人类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对立统一体。
所谓“异质性”也不是绝对的。从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到战后的凯恩斯主义，以及北欧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都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元素而生存至今。再看社会主义的“变异”，从1920年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因为吸收了资本主义的元素才得以走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困境。而苏联解体和斯大林模式的终结，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种体制长期以来凝固僵化、不思变革，以至“病入膏肓”，难以“起死回生”。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在摒弃僵化的苏联模式后形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作为现代社会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统一体，两者以不同的方式和侧重点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趋同”性。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近代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同”性表明，人类在文明进化中已经逐步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没有存在的基础。这里的区别只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差异，各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同价值观和目标的路径不同。
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矛盾和分歧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走向分裂和对抗不是理智的选择，“冷战”也不是必然的结局。斯大林的失误就在于没有抓住战后出现的体制改革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机遇，遇到压力和挫折便走上了回头路，使正在形成的国际统一体系再次分为两个世界。
今天的中国与战后的苏联具有一些共同点：正在崛起的大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对现存世界“霸主”构成挑战，等等。正因为如此，苏联的历史教训才特别值得中国记取。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中苏之间的不同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就内部条件而言，中国正在经历体制改革，逐步抛弃苏联模式；就外部条件而言，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国际体系，与世界融为一体。因此，就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而言，在现阶段的中国与美国之间，更具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和基础，只要头脑冷静，处置得当，完全有可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避免进入新的“冷战”。
文/沈志华 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来源：IPP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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