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书的后半部分，韦德涉及的话题更具争议性。他所主张的观点大致看来其实也很简单。
人类在过去几万年的进化使导致人类表现某些行为的基因也发生改变，如同使人们肤色变化的基因发生了改变一样。其中的一些变化可能是“达尔文式适应”，即为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形式而产生的变化。例如，15,000年前开始的“大转型”：人类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导致了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改变，人口数量增长，人们开始与更多无血缘关系的人群进行交往，社会阶层变得分明。
随着这种新环境的出现，人们的社会行为可能会由于自然选择发生改变。例如，某些社会的人群整体上较温和或者相互信任，那么这样的社会更可能兴盛。韦德如此论述道：一旦人类进入定居生活，富人的孩子比穷人的孩子存活的机会大，所以，让富人成为富人的行为之基因将得以传播。因而通过这种自然选择，“精英的某些社会行为将得以逐渐向全社会扩散”。
韦德指出了很重要一点：“社会行为的演进在五大族群中分别进行”，从这点可以看到他们在地理上与基因上的隔绝。人类进入定居生活以及较近进化史的其他事件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同大洲上的族群在社会行为上有了差别，而且这种差别是由于基因差异所导致的。
对于韦德而言，这样的结果有着重大意义。他认为，尽管族群间在行为上的差异不明显，但是这种不显著的差异一旦从全社会层面去考察将会被放大。不同族群在行为倾向（如合作，攻击行为，信任，遵守规则）上丝毫的不同都可能会让各个族群做出不同选择，建立不同的社会制度。“世界上伟大文明之间的差异可能自各文明发源之初便已显现。”
韦德在书中用大量篇幅来展示这种进化论说如何解释不同族群中出现的各种差异。这些差异包括：为何某些族群现在是部落社会而其他族群是现代社会（现代生活有诸多要求，其中，它要求人们信任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为何某些族群更容易诉诸暴力而其他族群则不会，为何有的族群贫穷而另一些富裕，为何有的族群富有创造力而有的恪守陈规等等。
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在他的作品《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中认为社会制度对国家命运会产生重大影响，韦德的书在这部分很像是福山的观点的生物学版本。韦德在书中用大量篇幅谈论族群之间的巨大差异，但是他也会非常细致地进行讨论。比如他问为何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中国移民比马来人和泰国人更经常性地取得成功？毕竟，人的模仿能力很强，如果中国人在商业上的成功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文化，那其他人学习起来会很容易。但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国人与其他族群在社会行为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是由基因决定的。（见注3）
韦德另外还认为“各个大洲上几个社会各自进化的不同路径导致了历史上的转折点，例如西方的崛起，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衰落，对转折点发生的其他解释都没有说服力。”他这里的论说以及在解释工业革命为何在英国兴起的部分都大量借助于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在他的《告别救济》 A Farewell to Alms 一书的论述。历史上的转折点细节各有不同，但是背后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即是：基因决定了一些族群的人会做出某种行为，然后这种行为导致某种制度的建立，于是他们就走向成功（经济上的成功，如西方；智力上的成功，如犹太人）。其他族群嘛，很遗憾，他们的基因不一样。
作者做出这样的论断，按理说应该提供一些基因科学非常有力尽管会很深奥的证据吧。然而，怪异的事情是，书中几乎找不到过硬的证据来支持他所论述的观点。更蹊跷的是韦德在全书开头做了如下声明：
各位读者，本书的第六章到第十章不属于严谨的科学结论，该部分内容是在对历史学，经济学和人类进化等多学科交叉部分进行考察后所做出的推测。
如果能把这段话印到这几章每页的页眉上就最好了。
在书中，韦德两边都想顾全，这让人很无奈。他一会儿承认自己写的东西是“推测”，一会儿却又给出各种半真半假的结论（“中国人和其他族群的社会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这种“两边顾全”策略令韦德看上去在进行科学研究（毕竟有那么多关于基因的事实！），然后却用前面的声明给自己掩护：我说了，都是推测。在这智识的无主之地，他尽情舒展着。（见注4）
你会想：如果韦德没有或者有很少的过硬证据支持他的“进化论”，那他又如何希望读者把他的观点当真呢？他所做的是使用吸引人心的语言来叙述人类晚近的进化是怎样发生的，比如人类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这段时期的进化。另外，他对基因在不同种族的行为差异中起到的作用做出了几点合理性论证；他还对反对观点予以还击，但这部分着墨较少。
在韦德的合理性论证中，最主要的一点是：社会制度很难从一个族群移植到另外一个。他写道，“有一点很能说明基因所能产生的影响：社会制度如果是文化因素造成的，那么一种制度应该很容易从一个社会移植到另外一个。”我们知道，事实上的确不是那么容易。例如，“美国的制度很难移植到伊拉克或者阿富汗这样的部落社会。”这样的例子似乎看起来很说明情况并下结论：不同族群的差别可能由于基因不同所造成。
这种论证非常站不住脚。当我们尝试往某个社会移植某种制度，比如自由选举，我们并不会把该社会整个文化都换掉。我们只是取异质文化的一块移植到该社会原有的文化中。在这个移植过程中如果产生摩擦真有人会感到意外？将这种摩擦归因为基因的差异真的是最合理的解释吗？其他所有差异，诸如在历史，语言，财富分配，宗教，教育水平，战争的破坏，可耕种的土地，对侵略者的怨恨等方面的差异难道就可以不考虑了？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我猜基因可能是美国人与阿富汗人之间差异最小的。倒不是说韦德的论点一定是错的，只是，在合理性论证中，最重要一点便是论证要合理。
其另一个合理性论证讨论的是稳定性。“当你看到某个文明所创制的一套独具一格的制度世代延续，这正是影响人类社会行为基因中的一组变异在起作用。”真的吗？韦德怎么不直接说只要有稳定性就“可能”是基因在起作用？不过，人们的某些行为或者制度之所以延续跟基因的确有部分关系。（能够饮用牛奶的成年人体内必须有可以分解乳糖的乳糖酶，这一基因特点在生活于历史上就有乳品业社会的人们身上自然更普遍。）然而另外一些行为或者制度之所以能够延续则完全是文化上的原因。英格兰人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便使用“英镑”，西方音乐自文艺复兴或者更早的时候就是全音阶。可是为何韦德没有把不同族群在使用的货币以及音阶上的差异归因为基因的不同呢？
奇怪的是，社会制度的巨大不稳定性却并没有让韦德感到困惑。他对部落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十分有兴趣，可他却无视曾经这个有世界上最发达部落文明的民族苏格兰人，而他们现在所认同的观念和态度是最现代的。难道是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二人身上有的某种基因变异横扫了整个爱丁堡？
相似的例子还有南北朝鲜，两边在制度上的巨大差异几十年前才开始出现。生活在三八线南北两边的人有相似的基因，可是为何他们的社会制度有如此大差异？韦德也没有完全忽略此类例子（他在书中提及了朝鲜），可是并不清楚为何这些例子没有令他对自己的研究产生怀疑。如果文化可以如此轻易改变基因（韦德似乎认为文化的确能够改变基因），那么我们为何又要那么在乎这些如此容易被改变的遗传癖性呢 ，就算它们是真的又怎么样。
有些人胆敢否认社会行为在晚近的人类进化中有变化并因此在不同族群中存在差异，韦德在书的最后部分对他们进行了回击。其中一位是进化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尔（Steven Pinker）。（进化心理学家首先认同人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基因影响，但是一般假定所有人有一样的天性，然后再试图去解释这些“人类共性”。）平克尔在他出版于2011年的书《天性的天使》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中探讨了一个观点，即不同族群的人会因为基因的缘故表现不同（比如说，暴力程度的大小） 。他指出，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这个观点“可能会惹怒许多人，因为它暗指原住民和移民在生物学意义上对现代生活的要求不适应，而那些在有数千年历史，有一定教育水平并有国家组织的社会中生活的民族则对现代生活的要求更适应。”
这点令韦德十分义愤，他宣称“一个观点是否会在政治上有煽动性不应当影响对其科学效度的评估”。韦德却没说平克尔的下句话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某个假说可能会让人不舒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错的。不过我们需要首先仔细对证据进行考察，然后再下结论。”
紧接着平克尔解释了他为何认为这样的基因假说是错的。一个理由是，并没有确实数据表明英格兰人就一定“天生比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国家的民众有更强的自制力或者更和平。” 韦德的回应是，尽管我们不知道使人产生暴力行为的基因是什么，工业化国家的谋杀案比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要低，“这个差别使我们看到，在不发达地区更多暴力事件的发生背后，基因产生了它的影响；虽然这无法得到证明。”但是如果要讨论的问题是人们在行为特点上有没有天生的差异，那么物质原因不应当是导致人们有差异表现的证据。人们之所以表现不同有许多其他原因。（能说各国使用不同货币这点也是因为不同族群的基因差异所致吗？毕竟，货币的不同确实存在啊！）
不幸的是，在本书中这样的论述很常见。书中到处可见种种具有暗示性质的话语，如“经济学家所确认的几种会阻碍进步的社会行为背后有基因的影响”以及“因为犹太人在历史上适应了特殊的生存条件并且发展出独特的认知能力，他们的进化路径很有可能与欧洲其他族群有细微差异。”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人们在DNA排序上都有差异，那么人们在行为上的任何差异是否都可能是基因的差异所导致的呢？（西方人下象棋，中国人下围棋，这个差异怎么解释？）
很明显，韦德知道哪些行为可能由基因导致，哪些的确由基因导致，他很清楚“可能是”与“的确是”二者的区分。问题是，他似乎对确凿的证据并不感兴趣，并且也不是很关心将来怎样去获得这样的证据。（见注5）
韦德无法做出区分的是：说政治上的敏感性不应当歪曲科学真理当然没错，是事实就是事实；然而，正如平克尔所指出，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得谈论种族问题。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个尤其危险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曾经导致了巨大的灾难。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做到小心翼翼并非什么不科学。
韦德的做法看起来常常与其所说正相反。尽管他在必须发布的免责声明中认同各个族群在人格和道德上的平等，可他在“政治不应当干涉科学”的掩护下总想挑起事端。的确，我们能看到他的一些勇气，他在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因为他敢于面对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是，直面令人不快的事实与编故事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撰文：H. Allen Orr 翻译：陶小路《东方历史评论》
注释：
1 韦德写到，“非洲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得到了几十亿美元的救助金，可是其生活水平几十年来没有提高，直到近期才有了十分短促的增长。韩国和台湾半世纪前和非洲的水平差不多，但是它们的经济已经得到了复兴。为何有些国家可以迅速进入现代化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却如此艰难？”
2 韦德采用的是约书亚·M·阿基（Joshua M. Akey）的研究结果：在两次以上的分析之后，Akey发现在722个地区的居民身上可以找到自然选择对基因组产生影响的证据，他给的结论是受到影响的部分占到8%。Akey也强调这些数据很难进行解读，其他假说，尤其对人口统计学的假说也需要考虑到。见《建构积极选择的基因组地图：我们从何而来》，基因组研究，第19卷（2009）“Constructing Genomic Maps of Positive Selection in Humans: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Genome Research, Vol. 19 (2009). ”
3 马来西亚与泰国靠近中国，因而这几个族群之间在基因层面存在的差异本来就可能很细微，可是这点却没有让韦德停下来充分思考。
4 韦德提醒我们，推测在科学中也有作用。但是推测可能有作用，可能没有，有没有作用在于判断以及确保假设是基于事实而非主观臆断。
5 遗传学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找到如二型糖尿病（以及其他复杂疾病）的致病基因。可以想象，要找到据说使人倾向表现出中产阶级人士行为特点的基因该是多么困难。
H. Allen Orr是罗切斯特大学的生物学教授，他是一名进化遗传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物种形成与生物适应的遗传学机制。他在《自然》、《科学》等发表过大量文章，2004年出版专著《生物形成》（Spec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