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之后，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尤其到18世纪以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那种自外于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无法被现实世界所接受。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中国学者倾向于道义论，即认为英国商人贩卖鸦片是不道德的，因而是非正义的；而英国人则倾向于自由贸易论，即认为违反自由贸易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战争的起因是林则徐禁烟，英国对华战争是捍卫自由贸易的正义战争。所以英国历史学家说：“林则徐的驱逐令显然导致了战争的开始。我们没有理由说一个国家在边界上关上大门，做缩头乌龟，逃避外部世界的打扰。实际上，这样的孤立是不被允许的，至少这对它存在于其中的整个世纪来说不是好事。”
这种描述看上去绝对是强权和霸权的表现，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情感上难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在情感上不能接受，但当时清朝实力不如人，因此只有接受一途，不接受的结果就是挨打。因为，贸易自由绝对是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时代的黄金法则，这种法则由强者制定，后来自然成为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到19世纪中外冲突发生的时候，源于欧洲的国际法已经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而当时的大清帝国，对此却一无所知：既不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何物、格劳修斯为何人，更不知此前几百年西方世界的巨变!面对从未遇见过的强敌，我们的应对策略依然是祖先留下的两个办法，一是“华夷之辨”，二是“孙子兵法”。二者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前者的逻辑指导我们要“驱逐鞑虏”，后者的逻辑指导我们“驱逐鞑虏”的具体做法。这种战略的荒谬与战术的愚蠢，导致我们在战争中不仅一败涂地，而且屡受屈辱，颜面尽失。
在19世纪，“华夷之辨”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使我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英法联军攻打北京以及后来的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无一不是因为源于“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其实，我们本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应该彻底破除了“华夷之辨”这种不合适宜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因为那时根据《南京条约》，清政府已经按照现代国际关系规则确立了与英国的新型关系，尽管当时是在武力的胁迫之下。连当时的英国人也长舒一口气，以为此后就可以按照规则同中国打交道了：
《南京条约》标志着英国和中国关系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性地第一次正式承认他们的错误，并且用公文的形式承认自己被“番鬼”打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中国观念的巨大革命，打破了排外的旧藩篱，欧洲文明开始影响这片广阔的土地。这正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关系的开始。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在西方人眼中的理性规则却遭遇了中国“孙子兵法”的潜规则，因为中国人并没有改变“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方式。
关于“孙子兵法”，一般中国人不会认为有什么问题，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生存智慧。可恰恰这种传统智慧，导致中国人在近代中外冲突中屡屡挨打。作为中国智慧圣经的“孙子兵法”，如三十六计中的浑水摸鱼、瞒天过海、调虎离山、暗渡陈仓、空城计、苦肉计、偷梁换柱等等妙计，用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大约不失为一种智慧；可是，如果用在国际关系上，则不折不扣成为了不守信誉、欺骗讹诈的代名词。因为这种智慧与国际法是格格不入的！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军官麦吉在回忆录里，毫不留情地嘲笑了中国人“孙子兵法”般的“智慧”。他说：
他们处理国际关系的体系漏洞百出，荒谬可笑。他们认为我们的“最后通牒”是个谎言，因为他们认为兵不厌诈，战争时说实话是不明智、不慎重的，还认为我们不会占领炮台，因为我们提前告知他们会这么做了。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怎么就和这样一个政府打上了交道？这次战役我们算是给了他们一些惨痛的教训，让他们明白我们是说话算话的，对他们的背信弃义我们是要给予惩罚的。
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宣布“不承认之前的条约。叶名琛被派往广州，进行各种掠夺”。之所以不承认与别国签订的条约，是因为中国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惯性思维下，根本不承认其他主权国家的存在，而当时的英国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前，“中国一直成功地为所欲为，并与外国人保持着距离，外国人也因而不得不忍受各种各样的侮辱和冒犯”。很显然，这是“夷夏之辨”的传统思维在作怪。不仅如此，中国官员还利用各种“孙子兵法”的小聪明，想方设法不遵守已经制定的条约，面对对手的坚船利炮，即“当中国政府知道没有足够的能力否决我们的特权时，他们只有煽动广州的人民来反对我们”。
比如，根据《南京条约》，英国人在5个通商口岸有经商及居住的权利。但是，英国人在1857年占领广州之前，从来就没有取得这样的权利。关于入城问题，在叶名琛看来，这是脸面和大清帝国名誉的问题；而在英国人看来，这是是否遵守和履行合约的问题。在中英双方争持的多年间，英国代表巴夏礼每每拿国际法来质问，而中国政府代表叶名琛则以“孙子兵法”的智慧来应对。亚罗号事件使两国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尽管中英双方各执一词，但英方坚主中方违反了相关合约规定，而此后中方的举措又是非常不当，这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事实。叶名琛屡出昏招，比如竟然下令无论何人，杀死英国人都给予重奖，“无论你们在哪里遇见他们，无论是在岸上或者他们的船上，都一定要杀死他们。他们的每一条人命可以换30大洋”。此事件给英法联军军事进攻制造了口实，即所谓“敌人的背信弃义是如此彻底，我们只能向北京进军，直捣政府的心脏，束缚其手脚”。
“两国交战，不杀来使”。这个几千年来在全世界战争中通行的规则，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却被清朝将士当作儿戏。在敌强我弱、联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清军不仅扣押了英法使臣39人，而且对使臣进行残酷的非人性的折磨，最后居然导致21人死亡的悲剧！扣押使臣的动机让人匪夷所思。首先，扣押使臣居然是皇帝的旨意，咸丰帝曾下秘旨，称必要时可将巴夏礼及其随从“羁留在通，毋令折回”；其次，谈判破裂并非因为条约的具体内容，居然是因为递交国书的礼节问题，巴夏礼坚持公使入觐时以“敌体礼见”，“立而不跪”，载垣则坚持“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清廷拒绝英使来北京换约并残酷杀害英法使臣，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直接原因，即报复清政府的言而无信以及对待人质的非人性。
对于联军在圆明园的暴行，英法政府不仅没有责备，反而表示理解甚至赞成。英国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就说：“人质被扣问题从头到尾整个就是流氓行为，中国人的放肆及其目光短浅，使人感到震惊胜过其行为本身的残忍性。从电报中我们得知圆明园已被烧毁，我猜想这和人质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圆明园的悲剧值得我们反思，更值得我们反省。一味强调英法联军的野蛮不仅于事无补，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导致我们对历史的误读。
2
英法联军在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中，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的军舰可以在任何地方停泊，他们的军队可以在任何地方上岸行动，这当然与清朝边防形同虚设有关。不仅如此，中国各地民众不仅不害怕他们的到来，甚至还乐意看西洋景，非常欢迎他们。比如英国舰队到达闽江口的时候，中国当地百姓不仅没有任何敌意，反而充满了好奇，甚至是对他们的好感，因为他们看到真正的“西洋景”：“江上出现蒸汽船对没有见过的人来说是一种惊喜，他们成群结队地来看，一连好几天都围着船，以求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那里的村民对我们很好，对我们充满了好奇，我们交谈得也很愉快。”
在战争过程中，不仅没有所谓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的行为，反而出现很多中国民众帮助联军的故事。法国一军官回忆：
看起来可能令人吃惊，在向中国发动的战争中，我们像使唤牲畜一样使唤中国人，但是我们是跟一个如此奇怪的民族作战，因此不应该以我们西方的观念来衡量。自从我们到了这片海域之后，除了中国人就找不到别的领航人；在港口，他们给我们提供大量食物；在广州，他们要求得到我们的保护以抵抗叛乱分子；在上海，中国军队跟我们一起打击叛军。
正是因为有中国人的引导，联军无论在港口还是在陆地，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进展顺利。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天津的居民一开始很害怕，后发现我们友善地对待他们，就胆子大了，给我们送来大量的食物，有上好的七八十磅重的肥羊、肥牛、苹果、梨、葡萄、桃子，还有奢侈品——大冰块”。看了这些情节，让我们大跌眼镜。其实，历史的真实远不止此。
英法联军陆上行动，需要大量的后勤人员，而两国派遣来华的只是军人。他们以为让中国百姓帮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没想到中国各地的老百姓都乐意充当苦力，并听从他们的派遣。所到之处，当地老百姓都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村民都很客气，迫不及待地给我们找各种东西”，“水、椅子还有碗都是村民给的”。英法联军登陆后，往往都有一两千甚至几千中国苦力为他们运送各种战备物质。“自从我们进入中国以后，我们有了当地人的帮助才能开展行动，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所需的食物，并且一直跟随我们到战场上，帮我们运送军需品。”法军刚到达广州、澳门时，曾经因为找不到运输的马匹而苦恼，可是他们很快发现这两个城市有大量“强壮的脚夫和苦力”可以雇用，费用非常便宜，他们非常容易地雇用了1000名苦力，“让他们跟随部队，背着粮食和日常用品，干所有必要的活儿……后来的经历证明，得到这样一支生力军是件极其美妙的事情”。 “这批苦力使得对华战争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面貌。正因为有了他们，法国士兵才得以在长途行军之后免去杂役之苦，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战斗。”英军雇用了更多的中国苦力，他们的军队“跟随着一支由4000名中国苦力组成的运输队”。不仅在陆地上，中国苦力还被安排到各艘军舰上，准备进攻天津的20艘英法军舰供配备了905名苦力。
1860年8月21日，联军在攻占北塘的关键一役中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中国苦力冒险将云梯搬到第一线，这一点连英法联军都相当惊讶：中国苦力对自己的国家如此没有感情（他们称之为没有道德），且联军对他们如此之信任，真是匪夷所思！其实，苦力不仅“忠诚勇敢”，而且还协助联军参与对清军的作战，在一次攻打清军炮台的战役中，苦力们“泡在齐腰深的水中，冒着和我们的士兵同样的危险，但没有一个苦力面露惧色；所有的人都勇敢地完成了任务；为了坚守位置，12名苦力牺牲或者负伤”。
不仅英法联军雇用的苦力非常得力，他们还能明显感受到各地的老百姓也不反对他们，更没有碰到任何自发的抵抗。联军所到之处，“中国老百姓张开双臂欢迎我们，要是他们有发言权，从南到北都会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当英法巡逻队来到北塘村时，发现这里“格外平静，那些中国人亲自为步兵们准备了水和棺材，甚至还有已经泡好了的茶”。今天看来，这真是一个很奇特的景象。为何当时的中国人乐意帮助英法联军？根本原因，大约是19世纪的中国人还没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和概念，当然也很难有现代意义上爱国主义的情感。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愿意提及，更不会写进入教科书中。但是，这个问题不容我们回避，因为英法联军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他们登陆后肯定寸步难行。当时英法两国派出的两万多兵力，除极少数医务人员之外，全是战斗人员，诸如运送粮食及中性武器装备等，几乎全依赖中国苦力。
可以说，除了吃饭和养家糊口之外，在前线的中国士兵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战场与洋人打仗；而英法士兵则全部明白，因为“中国违约”“中国侵害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是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益才来中国打仗的。在这种情景下，再加上器不如人、技不如人，这战争的结局还有任何悬念吗？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孤立于世界的悲剧与灾难：当国际法遭遇“华夷之辨”与“孙子兵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