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与元朝相比，明初的疆域已缩小了很多。而在明朝期间，自永乐（1403年－1425年）以后也始终处于退缩之中。

明初曾继承元代的建置，在朝鲜半岛设有屯驻军队的卫、所，但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氏高丽奉行亲明政策后，即将这些卫、所撤至鸭绿江以北，从此鸭绿江成为中国和朝鲜的界河。永乐七年（1409年）在东北女真等族地区设置了奴尔干都司，辖境直到外兴安岭以北。永乐九年征服苦兀，更扩大到萨哈林岛（库页岛）。至宣德十年（1435年）都司撤销，其下属的羁縻卫、所虽继续存在，但控制已大为削弱。后期由于满族的崛起，明军节节败退，直到退至山海关内。明初的北界曾在今内蒙古的西辽河、沙拉木伦河至阴山山脉、贺兰山一线，但宣德以后逐渐退到了长城一线。西北一度拥有的元朝全部疆土，也陆续放弃，最终后撤至甘肃的嘉峪关。安南发生内乱后，明朝于永乐五年（1406年）在安南设置交趾布政使司，正式列为国土，至宣德三年（1428年）撤销，人员全部撤回。明朝在今缅甸、泰国和老挝境内设置的三个宣抚司和六个宣慰司（三宣六慰），在中期后不断受到缅甸东吁王朝的进攻，一度全部落入缅甸之手。经反击，仅收回了”三宣”和”六慰”中的一慰──老挝宣慰司。

但明朝的人口却在不断增长。经过明朝初年的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的移民，14世纪末的人口已经回升到7000万以上。与户口统计数上的停滞和倒退相反，实际人口始终在持续增长，到17世纪初突破2 亿大关，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新记录。当时人的各种记载表明，明朝中后期一些地区的人口已经相当稠密，人口压力也已相当严重，地少人多地区的人口大量外流，平原地区的人口纷纷迁往西南边疆和山区谋生，福建和广东沿海一些人陆续向海外移殖。

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明朝中后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人满为患的史料，以至当时一些人已经对前途表示悲观，感叹一场浩劫在所难免；却从来没有发现有什么用领土扩张来缓解人口压力或以对外战争来解决社会矛盾的言论，更找不到任何行动。因各种原因迁离明朝领土的人数量也并不多，而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被鞑靼、瓦剌和后金（清）掳掠出去的。其中被后金（清）掠至东北的人口估计近百万，不过那时距明亡已为时不远，除了造成生命财产和社会生活的破坏以外，起不了什么积极的作用。明朝人主动移殖境外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所以逃亡至蒙古诸部内的汉人都属”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避罪”。据估计，隆庆、万历间（1570－1582年）蒙古境内的汉人达70万，其中主要的还是被掳掠者及其后裔。向海外的移民，包括迁往当时尚未设置政区的台湾岛，规模更小，而且大部分是在明亡后进行的。与庞大的人口总数相比，因外迁而减少的人口数量实在显得微不足道。

清朝的疆域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天山南路后达到极盛，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

还在1644年入关以前，清朝已经拥有了以后整个东北和内蒙古。到顺治十六年（1658年）消灭明朝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又获得了明朝的全部领土。这两部分构成了清朝疆域的主体。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开始于其首领噶尔丹对漠北喀尔喀蒙古三部的吞并和对漠南的的侵扰，由于准噶尔实力强盛，幅员广大，对清朝构成极大的威胁，因而清朝除了彻底击败并予以消灭外别无选择。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乾隆二十四年，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近70年。但清朝的目标并没有扩大到准噶尔之外，所以当清军平定天山南路后，中亚的巴达克山、霍罕（浩罕）、布鲁特等纷纷要求归附时，清朝并未接受，而是在边境立碑规定了边界。从历史上看，这一界线也没有超过汉、唐疆域的范围。

明清之际的天灾人祸、特别是持续多年的战争，使中国人口又一次遭受巨大的损失。实际上，在康熙二十九年，全国人口仅1忆多，远未恢复到明朝后期的水平。十年后估计增长到1.5 亿，在完成统一的1759年刚突破2亿。此后清朝的领土再也没有任何增加，但人口数量却持续上升，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达到了4.3 亿，比1750年不止翻了一番。在这样空前巨大的人口压力下，清朝的统治者不仅丝毫没有想到要开疆拓土，也没有的效实施边疆地区的开发，如对新疆地区虽有一定规模的移民，但大多属于军事驻屯和罪犯流放，到1950年为止总数不超过50万。就连长期封禁的东北也还没有正式开放，对台湾的移民也受到各种限制，对海外的移殖更被视为非法。所以尽管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下降，但4 亿多人口完全是依靠本国生产的食物供养的。这不仅得益于中国传统的以农立国的观念和成熟的农业生产体系，也受惠于新引入的玉米、甘薯、土豆、花生等作物。正是这些作物的推广，使原来无法利用的山地和旱地得到开发，从而养活了成倍增长的人口。

中国对海外的移民高潮出现在1840年以后，有人估计在1840－1911年间迁出的人口在1000万以上。但每年平均20万的数字只占4亿总人口的0.5‰，除了对集中输出的地区会有较大影响外，在缓解全国人口压力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是被作为”契约劳工”和廉价劳动力而输出的，他们在迁入地处于社会的底层。清朝政府虽然已经承认准许国人出洋做工，但在1912年中国政府颁布第一个保护华侨的法令之前，从未承担起保护本国侨民权益的义务。正因为没有祖国政府的支持，海外华人在这一阶段始终处于受排挤、打击和迫害的状况，他们的社会地位与他们所作的贡献、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是完全不相称的。所以尽管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华侨的数量在当地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率，但他们与中国在政治上毫无关系，完全处于所在国政府的治理之下。有些西方人根据欧洲移民在海外殖民的经验，仅仅根据华侨的数量或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就作出毫无根据的推断，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也是十分可笑的。

五

至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一、从秦始皇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到清朝的疆域达到极盛，中国本身的人口压力从来没有成为向外扩张的原因，也不是开疆拓土的动力。

二、虽然中国的人口从数千万增加到了上世纪中期的4 亿多，但都是依靠本国生产的食物供养的，从未产生过向境外寻求生存条件的企图，因而中国的人口数量从来没有构成对外部世界的威胁。

三、历史上出现过的对外国、外族的战争和侵略，是统治者穷兵黩武的结果，与当时的人口数量没有必然的关系。

四、近代以前对海外的移殖，大多不是由于中国国内迁出地的人口压力，数量也相当有限。19世纪中期后的海外移民虽然主要是出于人口压力的驱使，但对缓解中国总的人口压力并无显著作用。

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观念特别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等多方面找到深刻的、必然的原因，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一一论证了。

文/葛剑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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