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公元589 年隋朝灭陈后，它的疆域并没有恢复到西汉时的幅员，其东北以辽河与高丽为界；南方虽一度灭了林邑国，但不久就已退至北纬18°一线。此后隋朝从东突厥人手中夺回了河套，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又从西突厥夺取了今新疆哈密地区。大业四年（603 年），隋炀帝趁吐谷浑被铁勒打败之机，灭了吐谷浑，取得了它的故地，其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但这些疆土的开拓有的只有军事上的意义，有的存在的时间很短。如与东突厥的界线虽划定在阴山以北，但隋朝的行政区实际仍未出阴山山脉的范围。吐谷浑首领到大业末年就又复国，在今青海境内所建政区到唐朝时也未恢复。
隋朝人口最多时估计为5600－5800万，还没有突破西汉的记录，其直接统治的范围与西汉大致相仿，但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南方容纳的人口比西汉时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并不存在人满为患的问题。相反，在隋炀帝穷兵黩武的情况下，到处出现了田园荒废的景象。正因为如此，隋朝对新辟土地，除了实行军事控制外，无法实施有效的移民。如对吐谷浑旧地，虽又”置郡县镇戍”，却只能”发天下轻罪徙居之”，人数显然是相当有限的。
隋末唐初，突厥势力南侵，连首都长安也受到威胁。因此，尽管黄河流域还没有恢复战争的创伤，全国人口不足3000万，唐朝还是不得不发动了对突厥的反击，在贞观四年（630 年）灭东突厥，贞观二十一年又灭薛延陀，疆域达到了贝加尔湖以北。以后又灭西突厥，辖境远至中亚。
唐朝的疆域，最西曾经到达过咸海之滨，最北曾包括西伯利亚，最东一度拥有萨哈林岛（库页岛）和朝鲜半岛的大部分。但是这并不是说唐朝同时拥有过这样大的疆域，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例如，控制咸海以东是在龙朔元年（661 年），但到麟德二年（665 年）就撤到了葱岭，实际只维持了3 年。而那时还没有灭高丽，东部的边界仍在辽河一线。开元三年（715 年）唐朝又扩展到葱岭以西，但东部的安东都护府已退到辽西。天宝十年（751 年）怛罗斯一仗败于大食（阿拉伯帝国），唐朝的疆域又退回到葱岭。北方自灭薛延陀到仪凤四年（679 年）突厥再起也只有32年时间，唐朝就又撤至阴山山脉以南了。总章元年底（669 年）灭高丽后置安东都护府，但到咸亨元年（670 年）其治所就从平壤迁至辽东，不久又迁至辽西，高丽故地基本丧失。
在研究唐朝的疆域与人口的关系时，以下三个方面是必须注意的，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唐朝的疆域扩张与人口增长并不是同步的，当人口达到高峰时，极盛疆域已成过去，这与西汉的情况相似。隋唐之际的人口谷底估计在武德五年（624 年），约为2200－2300万。此后以年平均8 －12‰的增长率增加（包括因自境外迁入而增加的部分），至安史之乱前的755 年达到约8000－9000万的高峰。而唐朝在北部推进到极点时的人口约2900万，在西部获得最大疆域时的人口约为3500万，在朝鲜半岛设立安东都护府时的人口至多有4000万，都离高峰甚远。而在人口超过8000万的天宝盛世，除了今新疆乌鲁木齐及其以东一带有一些正式的州县，其设置正式行政区域的范围基本没有超出西汉的范围。
唐朝在新辟的领土基本都设置都护府和都督府，或通过羁縻府、州、县的形式进行统治。羁縻政区的首长绝大多数都是由其原来的首领世袭的，不纳赋税，除已迁入内地的以外也不领朝廷俸禄，当然也不接受唐朝的常驻机构和人员，不会有什么移民迁入。唐朝存在时间较长、较稳定的六个都护府中，安南的辖区是西汉以来的旧地；安东所管的大多也是辽西的旧地；安北一度辖有今蒙古和西伯利亚，但到垂拱二年（686 年）后即迁至今内蒙古；单于原辖阴山、河套一带，至圣历元年（698 年）后并入安北；只有北庭和安西二个存在时间最长，辖区又基本都是新辟。这些都护府都没有为唐朝的人口提供多少扩展的余地，因为除了常驻的军队和行政人员以外，由内地迁去人人口极少。迁入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和庭州（今乌鲁木齐一带）的主要是罪犯，在都护府和镇的驻地如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吉木萨尔）、疏勒（今喀什）、焉耆（今焉耆）等处主要由戍卒实行屯垦。安史乱后这类迁移也基本结束了。
相反，伴随着唐朝扩张的是大批边区和境外民族的内迁。如东、西突厥被灭后，有数十万人迁入唐朝，定居在首都长安的就曾有一万户，河套和今陕西、山西北部都是安置突厥人较多的地区。高丽被灭后，三万多户百姓被迁至江淮以南及山南、京西诸州，其中一部分以后迁回辽东，但不久又被迁至陇右、河南。百济的贵族和百姓被迁于辽东、徐州、兖州等地。山东半岛沿海有很多新罗人居住。此外，回鹘、铁勒、西域诸族、吐谷浑、吐蕃、党项、契丹、奚等族几乎都有不少人内迁。唐朝的军队，从将领到士兵，都有大量来自边疆和境外的人员。
总之，在唐朝的疆域达到极盛时，其人口还没有超过西汉；而当其人口达到高峰时，绝大部分人口居住的范围与西汉的疆域相仿；迁入唐朝的人口远远超过唐朝向边疆地区的移民。
三
宋朝的领土比唐朝小得多：其北界已退至今山西的河曲、岢岚、原平、代县、繁峙和河北的阜平、满城、容城、霸州及天津市区一线，西北与西夏以今甘肃兰州、靖远、宁夏同心及陕西北部的白干山一线为界，西南今大渡河以南的川西南、黔西和云南是大理国境。可是就在北宋境内，由初期的约3000万人口增加到了后期（11世纪初）的1 亿左右。
北宋对辽和西夏基本都取守势，即使主动用兵也没有改变过双方的稳定界线。对大理也从未采取过军事行动，宋太祖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的传说虽不尽可信，但宋朝方面希望维持现状却是事实。唯一的例外就是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至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间对吐蕃的战争，结果是恢复了唐朝的旧地，扩大到今乌峭岭以南的湟水流域、大夏河流域和洮河流域，设置了熙河路。这次战争发动于宋朝的人口接近高峰之际，但无论从目的与后果看，都与内部的人口压力无关。从军事行动的倡议者和指挥者王韶向皇帝所上的《平戎策》可以看出，其首要目的是夹击西夏，”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而当时”诸羌瓜分，莫相统一”的形势对宋朝有利，应加以利用。同时王韶还认为这一带”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结果，宋朝在军事上固然节节胜利，但经济上却背上了包袱，”熙河虽名一路，而实无租入，军食皆仰他道”。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不可能从内地迁入人口了。
不过，由于人口数量达到了空前的记录，宋朝的人口压力的确日益增大，尤其是在南方人口稠密地区。经过两宋之际的战乱，当南宋与金双方进入稳定对峙的阶段，南北的人口就又攀上了新的台阶，13世纪初合计达到了1.1272亿，南宋人口到端平二年（1235年）已在6000万以上。早在北宋中期，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杀婴之风就已相当严重，发展到不分男女，见于记载的就有今湖南与湖北相邻一带、苏南、皖南、赣东北、浙江和福建各地。福建因山多地少，缺少开发余地，杀婴之风最甚，连富人和士大夫家族也都”计产育子”，”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
但宋朝并未出现任何向外扩大生存空间的言论或行动，如果对辽、西夏、金、蒙古、元的政策可以用”积弱”来解释，那么就是在南宋期间也从未对大理采取过军事征服这一点，只能证明当时的君臣的确没有动过这方面的脑筋。对与日俱增的人口压力，主要是通过增加粮食产量和开发山区来缓解的。宋代的最高垦田数约有7.2亿亩，”这一数额不仅前代未曾达到，即使是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超过此数额”。宋太宗时开始在南方水稻产区扩种麦豆类作物，同时在江淮之间推广水稻，以充分利用地力，防止水旱灾害的影响。真宗时从福建引入早熟耐旱的占城稻种，在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推广；还在宫中试种，让百官了解新品种的效益。这些措施对南方农业的进步产生巨大影响。福建的梯田出现在宋代，就是农业生产向深度发展的证明。另一途径是将原来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辟为新的政区，以安置移民，扩大耕地。如北宋后期，在原来属”梅山峒蛮”居住并被禁止与汉区交通的地方筑二城，置新化县，”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此后，对湖南西部和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的移民显著增加。
成吉思汗与蒙古诸王的西征给中亚、西亚和欧洲人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恐惧，但西征的动因来自蒙古族本身，与宋、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人口状况毫无关系，而且西征大多发生在这些政权被灭之前。西夏和金分别亡于1227年和1234年，此前的1213年蒙古哲别灭西辽，1219年成吉思汗发动第一次西征，1221年又有哲别和速不台的西征。1235年蒙古军开始攻宋，同年拔都出兵西征，1253年又有旭烈兀的西征，1254年蒙古军灭大理，同年征服了吐蕃。到1279年南宋残余势力最终被消灭时，西征早已结束，庞大的大蒙古帝国已经分裂。在蒙古的军事征伐中固然利用了女真、党项、契丹和汉等族的的人力和物力，但这些都是被俘虏和掠夺的结果。同样，在灭西夏、金、大理、南宋的过程中，也有大批来自中西亚和欧洲的人员被充当将士、炮手、工匠和官吏。
西夏和金灭后，境内的人口锐减至1000余万，仅及原来的五分之一弱，是中国人口史上罕见的浩劫。灭宋14年后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朝境内的人口总数仅6000余万，只有13世纪初的一半。当时北方人口大批南迁，大片土地荒无人烟，亟待垦复。所以，元朝建立后对高丽、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日本、缅国（今缅甸）、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侵略，只是蒙古军队好战传统的继续，境内的人口只是为统治者提供了兵力而已。元朝的人口峰值估计约8500万，远不如宋金合计，而且元朝期间的人口增长也比较缓慢。蒙古西征与元朝对各国的侵略战争客观上留下了一些中国移民，但都是出于战争或控制的需要，或者是战败的结果，并非积极主动的人口迁移。而迁入中国的中西亚、欧洲移民数量更多，以后大部分在中国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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