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阻止西方国家对印度大规模的军事援助，1962年11月5日，阿尤布·汗还致信英国首相：中国的意图是获得属于本国的领土，并不是“军事侵略”印度；巴基斯坦希望冲突范围不要扩大，但对印度提供大量武器援助会导致印度扩大战争；他还表示，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将恶化巴印关系，目前印度大部队仍聚集在巴印边界，印度80%以上的军队是用来对付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最后呼吁，目前的问题不应是向印度提供武器和弹药，而应通过处理克什米尔问题让巴印不再成为彼此的威胁。
在这场反对西方国家对印度大规模军事援助的舆论战中，巴基斯坦政府主要阐述了三个观点：一是中印边界冲突是印度挑起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穆罕默德·阿里公开谴责印度挑起了战争，“我们感觉这次冲突源于印度不现实和不合理的外交政策。如果印度真诚地将其政策确立在和平与睦邻关系原则的基础上……目前的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二是中国不会大规模“入侵”印度和南亚国家，1962年11月22日，阿尤布·汗召开了军政高级官员国务会议，讨论在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的新形势及其对巴基斯坦安全的影响，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中印边界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有限活动，将局限于两国争议地区。阿尤布·汗也在众多场合反复强调，中国的行动目标有限，不会大规模“入侵”印度，在其自传中，他谴责美国认为中方越过喜马拉雅山和阿萨姆东部边界袭击印度的结论非常荒唐。三是英美向印度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将威胁巴基斯坦的安全。早在1961年7月访美期间，阿尤布·汗就阐述了对西方国家军事援助印度的看法：“印度的武装力量是我们的三倍，其中不到15%是真正对付中国的，其余的则是用于反对巴基斯坦。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给予印度任何武器援助，巴基斯坦都将感到不安，巴基斯坦国内反对这一行动的舆论将急剧增长。这还将让我们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变得十分紧张。”1963年3月22日，阿尤布·汗再次向英美驻巴基斯坦大使陈述西方国家军事援助印度的危害，主要包括：给予印度更多的军事援助将破坏巴印稳定；将破坏巴印军事力量平衡。总之，巴基斯坦努力让西方国家相信，中印边界问题需要通过和平协商予以解决，中国不可能对印度发动大规模攻击，印度夸大中国的威胁以得到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在中国对印度不构成军事威胁的情况下，这只会对巴基斯坦构成威胁。
在巴基斯坦舆论一致的反对声中，英美等国担心阿尤布·汗采取反西方措施甚至是转向与苏联和中国结盟，开始致力于安抚和拉拢巴基斯坦政府。1962年11月17日，英、美、加、澳四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紧急会晤，认为应该迅速安抚巴基斯坦，美国大使还建议肯尼迪在11月21日前公开宣布：如果美国对印度的军事援助被用于攻击巴基斯坦，美国将援助巴基斯坦；美国仍是巴基斯坦的朋友并理解巴基斯坦在印度次大陆的核心利益。他还建议肯尼迪向阿尤布·汗保证：在继续给予印度任何军事援助前要与阿尤布·汗协商；美国政府将尽早施压，以促使印巴就克什米尔问题举行双边谈判。在西方国家的督促下，尼赫鲁同意开启印巴会谈。然而，因印巴都坚持本国拥有对克什米尔的主权，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5月，印巴进行了6轮会谈却毫无结果。
在与印度举行会谈的同时，巴基斯坦政府也积极推进巴中边界谈判和双边合作。1962年10月12日，中巴两国正式开启边界谈判，12月28日，两国发布联合公报，就实际存在于两国之间的边界的位置和走向取得了原则协议。西方国家认为，巴基斯坦接近中国主要是为了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而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同时也意识到巴基斯坦有着与中国接近的众多动因，如避免中巴冲突、达成中巴边界协议、通过中巴接近打击印度和西方国家、扩展外交活动空间，等等。实际上，中巴处理边界问题的重大意义在于两国互信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而为两国合作扫除了障碍。
四、中巴边界问题的解决与两国互信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与众多周边国家之间的边界纠纷，中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处理，并与尼泊尔、缅甸等国达成边界条约。而印度政府拒绝与中国重新划分全部的边界。
中国与邻国处理边界问题的诚意为巴基斯坦所接受，巴基斯坦国内的舆论强烈要求政府调整外交政策，改善巴中关系。阿尤布·汗也意识到，从地缘战略看，巴基斯坦需要与中国改善关系，巴基斯坦需要让中国相信巴基斯坦是真诚和友好的。此后，巴基斯坦政府积极促成巴中边界谈判，扩大两国合作。
中巴边界谈判的顺利开展显示了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和处理方式比较相近，如都认为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双方同意，这段边界以传统习惯边界线为基础，并参照自然地形本着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精神予以划定。在接受巴基斯坦媒体访问时，周恩来总理高度肯定巴基斯坦的立场，“巴基斯坦政府没有坚持麦克马洪的领土主张。这显示巴基斯坦希望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巴基斯坦采取了平等和公正的态度”。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巴基斯坦舆论和政府都表达了支持中国的立场，谴责印度挑起了边界冲突，认为印度有意夸大中国的威胁以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这进一步拉近了巴中两国的关系。此外，中印边界冲突在客观上使中巴两国有了共同立场，如增加了中国和巴基斯坦处理边界问题的紧迫感。更为重要的是，中印边界冲突后，阿尤布政府认定印度是巴基斯坦的主要威胁，在1962年11月5日阿尤布·汗写给肯尼迪的信中，他强调印度近15年来一直是巴基斯坦的主要军事威胁，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后将自己伪装成“受侵略”和“受压迫”的一方，事实上它却一直威胁和不同程度地恐吓周边小国。对于英美等国极为强调的意识形态威胁，阿尤布·汗认为：“巴基斯坦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种充满希望的思想——巴基斯坦人放弃这种意识形态并接受一些外来生活哲学是难以想象的。”
在1963年3月中巴签署边界协定后，两国间的互信大幅度提升，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说：“这个协定的签订，是中巴友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阿尤布·汗也高度评价巴中边界协定，“关于边界划分的协定是巴中关系发展的第一步。它的唯一目的是消除未来冲突的可能原因。但协定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人开始信任我们，我们也感到可以放心地与他们打交道”。
在中印边界冲突前后，巴基斯坦的对华态度从怀疑到敌视再到信任的改变，也与中国的外交努力有关。中国一直希望与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关系，对于巴基斯坦与西方结盟乃至一度追随美国推行敌对政策，中国一直保持克制的态度，并未支持印度的克什米尔主张。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友好政策最终赢得了巴基斯坦舆论的支持，“中国不是巴基斯坦的敌人，特别是在对待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持不介入的公正立场，从不偏袒某一国，使巴基斯坦人民大加赞赏”。正是在巴基斯坦国内舆论的推动下，巴基斯坦政府最终下定决心调整对华政策，主动对华示好，阿尤布·汗还亲自提出巴中边界谈判的要求。在巴基斯坦表达友好诚意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做出了积极回应，周恩来曾指示对巴基斯坦的工作“要通过反复耐心的工作，解除巴对我们的疑虑”，“交朋友要坦诚相见，讲心里话，说话算数，不搞虚伪的那一套，使人觉得我们是可以信赖的”，他还要求驻巴基斯坦大使向巴方领导人反复讲明，“虽然我们两国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不同，但我们完全可以和平共处，长期友好合作。我们不搞输出，决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各国走什么道路，靠本国人民自己选择”。中国的真诚友好态度，终于消除了巴基斯坦的对华疑虑。
在中巴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和走向合作的过程中，两国与印度的矛盾特别是中印边界冲突确实是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但只能算作是催化剂，而不是决定性因素。如果巴基斯坦继续将中国看作是主要威胁，阿尤布政府可以选择继续深化巴美合作以寻求美国的援助和保护，甚至可能为了应对“威胁”而与印度达成妥协。巴基斯坦对中印边界的冲突反应经历了从联印制华到联华反印的转变，这一变化是巴基斯坦在外交困境之下的现实主义选择，也体现了巴基斯坦对中国的认同和信任，而这种认同和信任正是巴基斯坦与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础。
文/邓红英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 2017 (1) :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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