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来，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尤其是新加坡究竟在奉行什么样的南海政策，一时成为了国内媒体关注的重要热点。继《环球时报》胡锡进总编和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之间的隔空论战之后，媒体又引用中国军方专家的评论，强调应该“让新加坡付出代价”。一时间，新加坡似乎成为了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专门和中国“过不去”的国家，惩罚新加坡这个中国南海政策的“搅局者”的言论四起。然而，如果因为新加坡的南海政策而实质性地伤害中新关系，实在没有必要。

新加坡大使和中国国内知名媒体间的“碰撞”本来是好事。新加坡英文版的《海峡时报》9月27日全文翻译和刊登了《环球时报》有关批判新加坡外交官在委内瑞拉不结盟会议上表现的文章；《环球时报》6月28日则全文刊登罗家良大使的来信，同时也刊登了胡锡进总编回应罗大使信件所提问题的复函。双方的观点有来有往、解疑释惑、公开刊发，这本来是展示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中国媒体开放、坦诚的一个积极事件。然而，因为中新双方有不同的南海认识、对委内瑞拉举行的不结盟会议上新加坡表现有不同的认识，就此断定新加坡“反华”，并由国内媒体连续发动“惩罚”新加坡的“讨伐声浪”，则既是对中新关系的误导，又说明了某些人或许在“看世界”问题上未免促狭和片面。

什么是新加坡的南海政策？首先，新加坡确实是当前中国南海政策的批判者。这是事实。但总的来说，新加坡是中国南海政策还算含蓄的“批判者”；新加坡政府就南海问题解决的原则立场上，强调尊重国际法，基本不提及南海主权的历史沿革和中国最早提出南海诸岛主权主张的历史事实。作为中国的亚洲邻国，新加坡在南海主权争议上虽说对归属不持立场，但只重法律、不重历史的南海问题认知，对中国是不公平的。

在众多的双边和多边国际场合，新加坡对南海问题解决途径的政策宣示，肯定是更倾向于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表”。但新加坡的南海立场还是顾及了新中关系，并不是一个高调的、赤裸裸的“批判者”。7月12日菲律宾南海仲裁裁决公布之后，新加坡外交部的反应相对还算含蓄，并没有对这份存在着“深层缺陷”的仲裁裁决大唱赞歌。在7月25日的中共-东盟万象外长会议上，新加坡对于中国和东盟达成的这份强调双方回归2002年《南海行为宣言》、不提及仲裁裁决的联合声明，总体上是支持的。

其次，新加坡是当前中国南海行动的一个强烈的“忧虑者”。因为专业研究的需要，笔者经常来回新加坡，对于新加坡政府和社会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清楚。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中国担心”，一是体现了新加坡政治、社会和文化教育的“西方特质”——毫无疑问，在所有的东盟国家中，新加坡是最“西方化”的。二是体现了新加坡外交和战略的传统，那就是新加坡一定要坐在东西方之间，更多地代表西方的价值和利益观念来审视和解读“东方问题”。这是新加坡的历史、战略和国家地缘政治环境所决定的。从李光耀到吴作栋到李显龙，新加坡的这一“外交特色”从来没有改变过。

第三、新加坡也是当前中国南海政策的一个清晰的“合作者”。新加坡很清楚，尽管在南海问题上新加坡的立场是坐在“西方这一边”，但脑子里必须想着“东、西”两个面，这是新加坡的利益决定的。且不说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商业伙伴，中国在新加坡的投资、旅游和商业往来给新加坡繁荣带来的重大利益，更重要的是，作为就坐落在马六甲海峡口上、以重商主义和自由经济立国的新加坡，无法回避和中国广泛而又密切的经济、商贸和社会联系，更无法承受南海局势出现危机、甚至军事冲突。保持新加坡的繁荣，就必须保持南海的稳定，保持各方之间的协调，尤其是保持和中国的合作。

新加坡虽然在嘴上说它在南海诸岛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上“不选边”，但新加坡对南海争议解决方式上早已“选好了边”。这是因为新加坡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永远都是“选边”的。新加坡是美国的军事盟国，美国在樟宜有驻扎有军舰。新加坡允许美军从2015年起使用新加坡空军基地起降美国最先进的P-8空中侦察机监视南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9月29日访问日本时在日经国际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说，大谈新加坡“不会在各方之间讨巧”，新加坡对中国崛起和东亚地缘战略局势变化的“忧心忡忡”，其实都反映了新加坡在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中早已“选好的边”。

更进一步来说，新加坡作为华人占据国民主体的国家，为了在东盟中保持显著地位，推动东盟团结来发挥东盟这一中小国家组成的次区域组织在东亚政治中来自不易的“东盟中心主义”，新加坡长期以来有意识地把拉开与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差距作为选项。中国的媒体和民众对新加坡的南海政策、以及支配这一政策背后的新加坡外交和战略，中短期内不必抱有幻想。如果以为中国可以通过媒体的“文攻武卫”，而使得新加坡放弃“选边”、或者可以重新选边，那一定很幼稚。“惩罚新加坡”产生的后果或许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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