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张初元为例，他所在的村中，张姓只有一户，而村长需村民大会投票选出，他很难成功，但“为了保证选举的胜利，防止坏分子混入村政权”，县委果断介入，使他最终当选。在有的地方，上级甚至采取了幕后开票、暗箱操作等方式，到1945年初，村干部中“自己人”占据了绝大部分，地主只剩5%。

值得注意的是，新精英被塑造为全能英雄，在当地不仅担负行政管理工作，且有伦理、文化、教育等方面最高解释权，当局显然是想以他们为典型，带动周边“进步”，但从实际效果看，吴满有乡、申长林乡、甄士英乡等后来工作并未取得较大进展。毕竟，新精英的成功完全仰仗上层资源，而这几个乡离县城较远，领导不易照顾到。

制造新精英的风险

从张初元等人的崛起中，可以看到当时普遍采用的社会动员技术，即找对关键人，政府及时投入资源，通过英雄化等手段，最终实现对传统乡村精英阶层的替代，但这存有两方面隐忧。

首先是新精英们的堕落，如劳模张希望到处宣称：“我见过毛主席，谁在我跟前胡骚情，我就送他进禁闭室。”张初元也出现了减逃公粮负担、包庇亲戚、用上级发的武器打猎等问题，村民暗地称他为“烙饼干部”，还给他起了个“外鬼”的绰号。

其次，在塑造新精英的过程中，媒体权力过大，易出现偏颇。比如“郭四颗事件”，郭四颗是汾西县霍家坪农民，与乡里孟文华结仇，在孟的欺骗下，干部张祝三未充分调查，将郭处以死刑，不久后《晋绥日报》连发三篇报道，将该事件解读为“恶霸地主破坏土改，杀害贫农郭四颗”，其实郭四颗当时在村中拥有土地最多，并被部分村民视为“二流子”，可在媒体影响下，孟文华、张祝三被先后处死，郭四颗成了“反封先锋”。

再比如劳动英雄吴满有，因交公粮多被树为典型，从1942年到1947年，《解放日报》先后142次以其姓名入标题，比同期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多10次。吴满有是富农，雇了两个长工，王若飞亲笔为他撰文申辩，称他为“革命的富农”，提出“要反对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各种各样的安于贫穷、以贫穷为光荣的糊涂思想的残余”，艾青还为他写了长诗《吴满有》，为此也当上了“劳动英雄”。

1947年胡宗南攻占延安后，吴满有被俘，南京《中央日报》用数版篇幅加以报道，并在广播中反复播发他的“访谈”，据吴后来说，那是国民党伪造，但因影响太大，使其后来人生充满悲剧。

从细处看历史

新精英的崛起，对中共掌握农村具有特别的意义，以往地主常联合起来对抗公粮征收等任务，村干部亦无可奈何，在新精英们的打压下，地主们不得不交出土地，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从而隔断了国民党与乡村的联系。在解放战争中，上海等大城市因粮食供给不足，引发持续混乱与动荡，而解放区则无此虞。

为应对这场“边区的革命”，地主阶层也采取了因应之策，其中米脂县最具代表性。这里富商多，他们鼓励女儿嫁给共产党军官，因而一度被戏称为“丈人县”，有些地主大量捐输，以和高层建立起复杂的社会联系，通过种种努力，他们一度保持稳定。但，随着国共战争爆发，失去乡村控制权的地主阶层，还是被新精英们铲除。据统计，民丰和民权区108户地主中，74户被批斗，其中民丰区10名地主被捆，4名被吊，11名被磨。地主经济彻底被消除。

对于“土改”，以往人们多从宏观去了解，但任何一场革命除了理想与口号，还要有具体的手段和执行团队。将潜在资源充分开发出来，转化为变革的动力，不仅决定着一项事业当下的成败，还会对其未来走向产生深刻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了解历史应从细节入手，通过一个个案例去深入分析，而这恰好是本书突出的亮点。

文/唐山 原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20期总第5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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