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到以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一系列事件中，都反映了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和资金实力的既期待又害怕的矛盾心理。期待的是希望中国能成为帮助解决危机的“白骑士”，害怕的是失去他们原有的在世界治理结构中的话语权和投票权。中国的领袖们一再在国际场合上表示，中国尊重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无意挑战现有的世界经济治理格局。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曾多次指出，摆脱当时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有效办法，是应该把世界市场上的多余资金引向帮助新兴国家发展基础设施。但林的呼吁在美欧引不起反响，现有的市场经济结构，和世界经济治理结构无力也没有兴趣来完成这一任务。

现在，中国表示愿意去做，愿意承担风险，这是为什么当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议时，得到了大部分亚洲国家的支持，也得到了世界银行行长欢迎的原因。

需积极面对各种挑战

从以上这几个方面看，可以说“新丝路”战略对中国经济、新兴国家，乃至世界经济都是全新的，有重要意义的。但正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战略，在建立和执行具体的步骤时，将会面临着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困难：

首先，和长江经济带战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不同，“新丝路”战略是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主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地区是在海外的“新丝路”地区，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当地是否需要这一投资，是否已经有条件实施这一投资，而不像国内的区域发展战略，是中央（有时甚至是发改委）说了算，只要争取到国家批文，列入国家计划就成功了。

这是国内规划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传统做法，但从海外看，“新丝路”战略即使规划得再好，但如果项目所在国不愿合作，如何实现？特别是还不能仅仅考虑现任政府的政策和态度，“新丝路”地区大部分国家的政府会每隔四五年就要选举换届，如果下一届新政府改变政策，如近几个月在斯里兰卡所发生的情况，中国原先的规划就可能会落空。

其次，过去的30年中国是外来投资的接受者，中国只要考虑创造吸引外来投资的政策条件；现在中国是新兴国家的外来投资的提供者，中国在投资进入前，必须考虑投资的政治风险、资金风险、投资环境，以及项目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影响等。没有当地的支持和积极性，任何一个项目都很难成功。在“新丝路”地区，很多国家还没有进入政治稳定阶段，更缺乏良好的投资环境。

三是，即使当地有投资需要，并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但市场上可能有多个投资者竞争，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日本、韩国，甚至美国、欧洲的投资者。投资的接受国会从各投资者的优势、劣势等各方面来比较。

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关系到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变化，所以有些项目可能不会仅仅从成本低、贷款容易、经济效益好考虑。甚至有些政府，可利用多个竞争者的竞相投标，压低标价。如泰国政府在高速铁路投资项目上，既用中国压日本，也用日本压中国。

四是，一些欧美国家，也是投资输出国，尽管他们一贯对新兴国家的基础设施不感兴趣，但当看到中国开始动真格的，要建立新的多边银行时，他们会感到疑虑和担心，害怕这一步一旦开始，西方就会失去了在这方面的支配权。所以会想尽各种方式来抵制或拖延新银行的建立和“新丝路”战略的实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不必将此上升到是西方对中国的围堵，并采取反制措施，从而重新落入冷战时期的恶性循环。

正如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公报中所认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最后作用，是经济发展中的大趋势。从长期看，新兴国家有基础设施的投资缺口，中国有满足这一需求缺口的供给，这是任何力量也挡不住的。

五是，中国的“新丝路”战略和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的措施，是中国的新战略、新措施，但必须看到它是有阻力、有困难、有风险的，无法肯定它一定能够成功。中国缺少在国际上进行多边合作的经验，中国国内的有些学者至今还在把国际合作的基础——普世价值，看作为是对中国具有敌意的西方观念，可以设想，未来多边合作的建立和顺利发展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新丝路”战略的成功，要通过一步一步的操作具体显示出来，而不是中国自己说了算的。如果它是符合国际社会需求的，它就是有竞争力的，就能在双轨制的框架中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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