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关押战犯最多的旅顺战俘管理所（其中有著名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傀儡溥仪）里，中方人员不厌其烦地做囚犯的思想工作，最后就连最顽固的伪满前副总理古海忠之都做了公开忏悔。经过了这个步骤后，待到法庭宣判的时，几乎都不再需要中国检察官了，因为经过无数次“向组织交心”后，战犯们大部分会自动陈述罪行，情绪激动的还痛苦流涕，甚至当堂跪下——场面令人动容。最后没有一个战犯被判死刑，他们大多被判十几年刑期，其中很多在狱中还得到了减刑，50到60年代相继被释放回国。

顾若鹏指出，北京对审判过程的细致报道，是希望将其转化为对新政权合法性的国际宣传。并在备受孤立的国际环境中，以“改造好”的归国战犯为说客，尽量拉拢日本，在资本主义阵营的岛链包围圈中，撕开一个裂口。但是57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在访问印度时，却给北京当头浇了一盆凉水。岸信介在会见尼赫鲁时表示，日本可以和大陆展开贸易，却无意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也就是说，支持中华民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什么比岸信介这个甲级战犯重新当上日本首相更具象征意义的了。而古海忠之回国后不久也改口，说自己认罪只是被长期囚禁后，不得已说些中方人员爱听的违心话，为争取轻判罢了。在我看来，北京多少高估了“延安经验”，即通过群众运动对人进行思想改造的效果。因为它的保持，往往得依赖于后期一连串强度不断升级的运动群。日本战犯并不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生活在这种持续性的外部高压环境中。他们一旦回国，思想发生某些退化其实是很自然的。

关于日本为什么不能像德国那样彻底反思战争罪行，相关的讨论已汗牛充栋，但本书还是能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责任其实不仅仅在日方，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民众固然有一种对于历史罪责的健忘症，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岸出于各自政权利益的考量，或是“以德报怨”，或是“搁置争议”，都在某处程度上纵容了军国主义的复辟。

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那样的独立思想家，对于普通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提出类似于“平庸的恶”那样有冲击力的解释，并激发全社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度讨论。顾若鹏认为，这不能怪中国学者，因为“战后华人世界根本不存在允许自由讨论这个问题的言论空间。”所以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究竟如何正视历史，如何以史为鉴，恐怕不只是日本的问题。

文/尹敏志 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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