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谣言主导的清俄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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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厄鲁特联盟?

俄方固然无法判断清廷与蒙古之间的确切关系,清廷也同样无法正确判断俄罗斯与蒙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厄鲁特——喀尔喀战争期间,厄鲁特背后究竟有没有俄罗斯在唆使撑腰?厄鲁特发起对喀 尔喀的战争是否是俄军“围魏救赵”之计?

17世纪初,俄罗斯就开始与蒙古发生关系。当时俄罗斯人称蒙古人为萌加人或蒙加人,最初关系是建立在贸易互市的基础上,蒙古人与俄罗斯人保持着马匹和牲畜的贸易往来,他们要求开设类似明朝在中国边境为他们建设的那种马市。俄罗斯人除了贸易外,还希望通过蒙古探明去中国的道路,并与中国建立通商关系。故17世纪俄蒙之间频繁地互派使团,至1690年喀尔喀归附大清之前,俄罗斯与蒙古的关系在整个17世纪一直在加强,用俄罗斯的档案资料来说,就是蒙古人关心同俄罗斯建立“友好往来”,发展商品贸易。俄罗斯也一样,原因在于,俄罗斯新占领的西伯利亚地区与蒙古有着长达2000公里的边境接壤,正式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建立势在必行。尤其是,喀尔喀蒙古部落中的阿勒坦汗(金汗)因其靠近俄罗斯边境,不仅很早就与俄建立外交关系,而且曾经向俄罗斯提出建立了军事同盟的设想,尤其是其受到其他蒙古部落的威胁时,阿勒坦汗甚至有宣誓效忠沙皇的表示。

因此,当17世纪下半期中俄冲突发生时,蒙古部落与俄罗斯的关系就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但处在两大强势力量之间的蒙古各王公并不会简单地依附某一力量,一些酋长向俄罗斯人寻求支持以反对满人对其独立的侵犯,一些酋长则依靠满洲政府并开始反对俄罗斯在外贝加尔地区加强势力。究竟倾向哪一方,不仅取决于蒙古诸王公自身利益的考量,往往也取决于俄中双方力量对比,取决于双方对蒙政策的具体情势。对大清而言,这是一个变数极大且难以确证的问题。

厄鲁特—喀尔喀战争发生前后,噶尔丹(其部落一般称卡尔梅克人)与俄罗斯的关系就更令大清担心。尽管噶尔丹并未否认对清廷的臣服关系,但也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往来,在 1674年至1681年间曾连续派遣多个使团前往俄罗斯,其武器也大多由俄罗斯供应。1683年,噶尔丹还派遣了一个70多人的使团前往伊尔库次克,而当时正是大清与俄罗斯在黑龙江对峙之时。戈洛文出使期间,又曾提出与噶尔丹结成“俄罗斯—厄鲁特联盟”的设想,故当喀尔喀蒙古围困乌丁斯克时期,噶尔丹发起对喀尔喀的战争,就被认为是“俄厄”联盟的联合军事行动。在希洛克河战役中归顺俄罗斯的蒙古人告知俄人,战时,蒙古领主们得到消息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是根据陛下(沙皇)的谕旨发动战事的,有大批俄罗斯军队,并有大量火器大炮协同他作战”。战场上相遇时,卡尔梅克人就以皇家部队(俄军)的名义来恫吓他们。呼图克图的属员商卓特巴也向俄罗斯使者斯捷潘·科罗文抱怨说:“卡尔梅克之博硕克图汗进攻蒙古地区是同沙皇陛下的军队联合行动的。”

噶尔丹确实也利用了这一点,他致书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说“沙皇已经派出了五千名使者”,已经到了达昂嘎拉对岸,以此向土谢图汗和清廷施加压力;还广布流言,说已经同俄罗斯结成联盟,有俄罗斯的军队和武器援助(瓦西里耶夫:《中国的发现》)。土谢图汗则为了得到清廷的援助和干预,频频向康熙报告这些未经证实的信息,甚至夸大噶尔丹与俄罗斯结盟的事实,为自己发动战争制造舆论并争取康熙的支持(黑龙:《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1672—1697)》)。尽管清廷前往色楞格斯克会谈的使臣证实了噶尔丹放出的是假信息,但康熙还是担心噶尔丹与俄罗斯合力对付大清,为此,通过逗留北京的莫斯科使臣罗基诺夫,要求俄方不要与噶尔丹结盟。

厄俄结盟的传闻直接影响到此后清廷尼布楚谈判时的决策,为准备与噶尔丹作战,在与俄罗斯尽早达成和议的问题上,康熙不得不争取主动,做出让步。

国际关系中的谣言与战争

基于历史学的“后见之明”,可以推断:在雅克萨至乌丁斯克、希洛克河这一系列战争中,并不存在满蒙军事同盟,也不存在所谓的俄厄同盟。戈洛文报告中的所载情报,其实大都是谣言,部分基于传闻,部分基于蒙古诸部落的有意制造。

在中俄的早期外交接触中,尽管双方一再表示不以战争处理两国关系,但事实上,双方都极端不相信对方。由于两国之间并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种不信任,就必然导致猜疑与算计、误解与冲突,谣言于是就成为处理双方关系的主要依据。国家利益之间的纠结、国家意志之间的冲突,夹杂着扑朔迷离的谣言的拨弄,两个帝国之间的对话就很难建立在理性与和平的基础上。

在这种情势下,可以说,是谣言机制在主导着国际关系中战争与和平的进程。(作者:邓文初 来源:《天下:明清对外战略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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