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的对策
枪杆子出地盘，军火是军阀的命脉。在禁运的背景下，军阀们有必要想方设法寻找替代，填上列强袖手留下的空缺。替代手段有直接关乎军火的，也有看似无关的：禁运协议同时阻碍了军阀抵押国内矿山、税源去换取军事贷款的“卖国”之路，筹措军费全靠对内横征暴敛来完成，如张作霖便采取了向大户摊派、滥发通货等手段。
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想象：军阀的军火获取固然受国际政策、掌握资源、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限制，但真正决定他们手头枪杆子的质与量的，还是军阀大佬自己的个性。
袁氏之后掌权的皖系军阀便是一例。皖系唯一的首领是段祺瑞，他以亲日著称，却在“二十一条”交涉时非常强硬，未因军备不足而畏缩；南北分裂因他而起，但直皖战争中，他却不许部属用重炮对敌，“恐火力过猛，伤亡过重。”这样一个人，自然不能在搜罗兵器方面有所建树，不过，他的亲信徐树铮弥补了段氏的疏忽。
为段祺瑞引进日械的就是徐树铮。1918年，第一批日械运抵秦皇岛时，段氏已辞去内阁总理一职，为帮他恢复权力，徐氏竟引奉军入关，劫夺军火。在对南方用兵时，也是徐树铮以日械换取曹锟、张树元、阎锡山等的支持。但即使是徐，也有为其他动机而忽略军事利益的时候，1919年秋，就是他率一旅之众远赴外蒙去强化中国的地位，在日本关注的核心利益——满蒙问题上与之针锋相对。1924年段祺瑞东山再起，徐树铮又被委为专使，到欧洲为段氏寻求军备，据称曾与墨索里尼谈判军援。可惜，徐在回国后不久就被冯玉祥部属扣留杀害，皖系也就此失去了重掌实权的希望。
皖系之后崛起的直系被称作“英美傀儡”，但其实英美只是看中他们对和平的态度。尤其是自称“不做督军不抢地盘”和“不借款，不入租界，不与外人勾结”的吴佩孚，深得英美在华人士及报章杂志的好评，说他有别于一般军阀，希望中国能为他统一。然而，英美两国的支持向来是口惠而实不至，表扬归表扬，能查扣的军火还是照扣不误，也正是在直系全盛时期，英美两国政府加强了对华的军火禁运，虽然不是冲着直系而来，但也由此可见做英美“傀儡”完全捞不着什么好处。再加上直系军阀本身对军火的懈怠态度，连汉阳兵工厂的技术人员都能被张作霖挖走，他们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军武远逊于奉军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奉系张作霖是军阀里发展军力的模范。他两次入关劫夺军火，还从西伯利亚撤退的日军手里收货。不过，奉军手里的武器，主要还是来自德械与自产，日本政府方面受禁运协议限制，外加不愿看到张作霖过于强大，并未直接向他提供军火。张作霖自己也对日本多有防范，他靠法国人培训飞行员，并雇佣日本、英国、白俄、德国多国顾问，刻意不让日本人形成垄断。1925年，奉系在掌控北京政府后，进口德国、捷克军火更为变本加厉，根据海关资料，从该年至1928年，全国进口军械的80%以上都为奉系所购。
不光是进口，张作霖还在国产军工方面做到了独领风骚。他兴建的沈阳兵工厂，由丹麦、日本、德国引进器材，由丹麦、荷兰、德国、白俄、英、美多国引进人才，并从内地老厂高薪挖角，1924年大部分竣工开始作业后就取代了汉阳厂成为中国第一大厂。据齐锡生估计，1928年这个厂年生产能力约占全国一半：步枪80000杆、机关枪70-80挺，而炮的生产能力王铁汉估计有300尊——比关内的总和还要多，还是唯一一个能造出迫击炮的工厂。张作霖还是全国唯一企图建立一支舰队的军阀，但在禁运时期，他的努力过于“山寨”：两艘舰艇由商船改成，一艘由破冰船改造，一艘是卸去武装的日本鱼雷艇，到1927年均次第报废。
至于其他军系，大多因地理位置不利而多求诸自产，但远远做不到奉系的生产规模。如四川全省号称有143个兵工厂，其实大多为修理厂、弹药厂，只有少数可以生产粗糙的步枪，到1937年川军开赴山西抗日，他们手头也还是这类山寨武器，“往往打了二三十发子弹，不是枪机打不开，就是膛炸了。”唯一的例外，是在山西“保境安民”的阎锡山，他自建太原兵工厂保证军火供给，是北洋时期在沈阳厂之外的另一军工亮点。
被军火改变的时局
前边所讲的，只是商业输入与国内自产的军火，它们的分配并不由中国境外的势力决定，也就很难影响到国内的政治局势发展。然而，尚有一种纯政治目的的军火输入，在列强禁运的背景下进入中国，即苏俄对广东革命政府与冯玉祥的“无偿”援助。这些军火的到来，打破了1920年代中国的势力平衡，并深远地改变了之后的中国历史，而列强费尽心力执行的禁运政策，恰恰为苏俄渗入中国搭建了舞台。
1920年，苏俄稳定在西伯利亚的统治后，开始找回沙俄在远东扮演的角色。他们与北京政府和奉天当局分别谈判，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索回中东铁路的特权；第三国际派代表来华，红军也在1921年开进了外蒙，但苏俄在中国还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合作对象。一开始，他们想拉拢吴佩孚，因外蒙问题无法达成妥协，便在南方联络国民党，在北方联络冯玉祥。
1924年9月22日，第一批苏俄输华军火自海参崴启航。英国掌握了这一情报，并在随后报告称货物为两尊野炮及800杆日式步枪，但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10月5日，俄舰抵达虎门附近，在黄埔学生监督下起卸。次日，另一俄轮亦至，英方报称载有2000杆步枪及若干野炮，孙元良回忆则说黄埔军校收到500杆三八式步枪。
1925年秋，俄援军火始大批运至。为日本政府得到情报者就有三批，合计有步枪28000杆、机枪905挺（应有夸大）、炮90尊，此外还有子弹、炮弹及飞机机件。值得一提的是，苏俄提供的军火多为日制，大概是红军更换自产装备而淘汰下来的旧货。1926年，又有两批军火运来广州，此时已是北伐前夕。
在冯玉祥一侧，苏俄给予的军火多经陆路从外蒙送来，很难为列强掌握情报。根据被发现的两张收据，在1926年6月以前，苏俄以值630万卢布的军火交予冯玉祥，并准备继续付400万卢布的军火。军火内容难以查考，日本情报称有步枪、手枪、机关枪、各种炮、汽车和双叶飞机，但数量报得过于夸张。1925年12月，冯部俄国顾问有一说法，称冯军现有步枪约59000杆，其中包括“最近收到的13600杆”。可以确定的是，冯玉祥特别青睐手枪，还特地跟苏俄要来1000支俄制剑，应是用于装备著名的西北军大刀队。
俄援军火大大降低了国民党组建自己军队的难度，提升了它的实力，国民政府顺利统一中国，俄援应为一大原因。一直以来，在国共两党的宣传里，国民革命军的火力优势都被刻意忽略，只强调战争性质、士气精神等意志因素。然全军采用一式步枪、饷弹充足，且拥有机关枪和炮队，在物质上就远胜于绝大多数军阀部队了。东征陈炯明时，这种对比尤其明显，蒋介石在攻克淡水后竟告诫将士，逆军没有机关枪，是用一串纸炮置在洋铁箱内封闭后引纸线燃，“在炮兵阵地上看得很清楚……以后本军切勿上当。”
国民政府享受了俄援的优势，并借此东风一口气统一了全国；却也带来了另一个难以操控的后果，使第三国际在华站稳了脚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以壮大形成气候。其实，孙、蒋二人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层威胁，只不过认为自己可以把控局面。苏俄也没有给过国民党太宽限的选择条件，特别是在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随两艘俄轮到广州，他自己先乘小艇登陆，与蒋介石会谈四小时，双方达成妥协后方让俄轮靠岸起卸军火。这次谈判如果破裂，鲍罗廷是可以把这批包含“两万支来福枪、数门野炮”的军火交给共产党控制的工团农团军的。
比较讽刺的是，1927年4月蒋介石宣布清党，与苏俄决裂，日本的第一反应却是借机游说苏俄加入军火禁运协议，但为俄方回绝。至于美国、英国，虽赞同国民政府反共，对禁运协议还是继续坚决执行，连当年12月爆发广州起义，有美籍华人前去推销镇压用催泪瓦斯，美国政府得报后亦电令驻华公使要求禁止。
总的来说，国民政府应当算作列强十年军火禁运的受益者。禁运不但增加了国民政府之对手购买海外军火的成本，还提升了他们自产军火的难度，国民政府自己的俄援则畅通无阻。只不过北伐二十年后，又一轮来自美国的军火禁运把国民政府置于了受害者的地位，成亦萧何，败亦萧何，民国史里的讽刺故事，又何止这一桩。
文/赵新宇 原载于《凤凰周刊》第5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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