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封禁边疆与构建满洲:大清“环保主义”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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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参制度也迎来改革,清政府通过授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以杜绝盗采,但同样无济于事。很多档案显示,东三省地区由于盗采导致的腐败与无序让人触目惊心,旗人的行为不像满洲人,汉人移民则无法无天。面对野生人参锐减的情况,非法刨夫采取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转而开始种植秧参。18世纪末人参养殖业不断推广,发展了1810年,百分之九十的吉林人参都是人工种植的。清廷对之愤怒不已,嘉庆皇帝明确表示,只有天然人参才是人参,秧参“近于作伪”,根本不算。

总体而言,清政府认为自然资源枯竭的原因是人心不古,为维持人参和东珠的产量,政府不断地调整其统治逻辑。这种缓慢的地方化和官僚化为满洲地区和“东三省”的形成构建了基本框架。直到18世纪中期,吉林和黑龙江并不被认为是满洲人的故乡,只有包括盛京(沈阳)吉林部分地区的“大盛京”,以及长白山才是满洲的“根本之地”或“发祥之地”,但环境危机导致这些话语开始发生改变。

1762年乾隆帝得知盗采人参在整个东三省发生时,首次将这一地区视为整体,将东三省称为“风俗淳朴”之地。嘉庆年间以后,东三省等同满洲故里的说法固定下来,道光帝也有类似表述。相邻的蒙古地区为了保护口蘑等自然资源,也逐渐加强控制。渐渐地在官方话语体系里,一种人为的对立被创造出来:满人和蒙古人与汉人是两个群体,前者代表纯洁与永恒,后者则代表堕落与变化。

但谢健指出,真实情况绝非那么黑白判然,很多蒙古人、满人也加入了盗采自然资源的活动中。比如在蒙古地区,蒙汉界限其实不那么清晰。在蒙古人被汉化的同时,汉人也在学习蒙古人,包括起蒙古名字,说蒙古语,与蒙古人通婚等。清代档案中提及这一地区时,大量使用了“洁净”“净化”“肃清”等词语,反映出“帝国对一个原始的、永恒的、完美秩序的想象。”即使满洲、蒙古地区与当时的汉地相比,在开放程度方面并不逊色。

在今天,随着环境破坏的加剧,环保主义已是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有些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亲近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其起源往往是少数特权阶层的需要。无论在清帝国还是同时代德国、法国、英国,那些拥有权力和野心的精英阶层“将自己与一种古典生活方式重新联系在一起。”统治者们以保护之名,行独占之实,将穿毛皮、狩猎等活动当成“彰显精英身份、淳朴品质、尚武精神和男性气概的工具。”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与自然间的纠缠同样无处不在。似乎每个国家都需要创造自己的伊甸园,如创立自然保护区,以保护民族的共同遗产,寻回失去的生活方式。在环境危机、道德堕落、政治认同的共同作用下,民众容易接受各种“肃清”话语,比如遣返移民等。清代的边疆政策,与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互为回响。

尹敏志/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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