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当代中国的宗教复兴与宗教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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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精神生活问卷调查简报

一个社会中总体的宗教信仰状况,这在西方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时常会有研究机构进行问卷调查。但是,中国人尚不习惯社会调查这种形式,更有很多人忌讳被陌生人问及自己的信仰状况,因为宗教仍旧是一个敏感话题。不过,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克服了诸多层面的重重困难,于2007年进行了一项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如果是科学的随机抽样出来的,样本量达到2000以上,所反映的人口情况一般可以高达95%的信度。在美国,经常做的问卷调查就是2000个左右的样本用来反映全美国的状况。不过,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很大,因此样本量需要大一些。零点的这项调查,除了新疆和西藏以外,在国内东部、中部、西部随机抽样选出了56个区域,包括3个直辖市,6个省会城市,11个地级市,16个小城镇,20个行政村。通过这种分级随机抽样的科学方法,派出经过训练的访谈员进行入户调查,最终选取完成了对于7021位16~75岁之间的个人调查问卷。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最具科学性的有关中国宗教信仰的大型问卷调查。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于这个数据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长达数月仔细和慎重的分析,目前仍在撰写和修订一系列深度论文。其中的主要发现可以简要叙述如下。

县城宗教类别

(制图: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

在16岁以上的中国人口中,85%的人持有某种超自然信仰或从事某种宗教活动,真正的无神论者,即那些既没有任何超自然信仰也不参与任何宗教活动的人,所占比例仅有15%。通过这个问卷调查发现,很多人存在着无神论的公开身份与自身宗教信仰实践相矛盾的现象。很多人自我宣称是无神论者,或者宣称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换个方式问,他们当中很多人则承认有些超自然信仰及其实践活动。比如,虽然有58%的人声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或任何神灵,但这其中有44%的人在以往的12个月中曾有过某种形式的宗教实践,比如上教堂、祈祷、烧香、在家中供奉神像或祖先牌位、佩戴护身符、请人看风水、算命看相拆字等活动;其中也有49%的人相信某种超自然存在,比如相信灵魂转世、相信天堂地狱,或相信某种超自然神秘力量。把具有超自然信仰或在过去一年中从事了某种宗教活动的人排除在外,彻底的无神论者就仅剩下15%了。这个结果令人倍感震惊。个中原因,值得深入探讨。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再称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了。

明确承认具有某种宗教认同的人占人口的23.2%。佛教是认同人数最多的宗教,有18%的人自己宣称信仰佛教,而认信基督宗教的人只占3.2%。这与当前广为流行的“基督教井喷式发展”,基督教“一教独大”的观点形成强烈反差。在中国的公共媒体及官方文件中时常表达出对于基督宗教发展趋势的担忧,甚至有人渲染说基督教的快速增长将危及国家安全或文化安全,但是这种观点实际上缺少事实根据。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总人口13亿多人(1,306,280,000),其中15岁以上人口为十亿四千多万(1,041,500,000人)。 据此推算,在16岁以上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佛教信仰者有大约1.87亿人,自我认同为基督宗教信仰者大约为3350万,其中基督新教信徒约3000万,天主教徒约350万。自从1979年五大宗教恢复以来,佛教发展遥遥领先,认信佛教的人数是认信基督宗教人数的五六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其现实意义有待深入探讨。

基督教(新教)有3000万人(不包括15岁以下人口),这个推算比官方公布的估计数字高出许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辑的《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在2010年8月公布的大型调查的数字是2305万(包括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信众),这是迄今为止官方正式给出的最高估计数字。不过,我们的推算与海内外的很多估计数字相比,则低了很多。比如,于建嵘说:“目前中国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左右。” 我们认为,根据零点问卷调查所推算出来的3000万是最最保守的估计,即它只包括了那些敢于在这样一个问卷调查时亮明自己基督徒身份的人(包括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信众)。根据这项问卷的其他问题来看,除此之外,还有4300万人承认相信耶稣基督存在或者承认在过去一年参加过基督教活动。这些人算不算基督徒,人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解读。

极大出乎我们预料的是,根据这项零点问卷调查推算,天主教徒仅仅350万,这甚至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官方1997年的《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公布说有400万天主教徒,海外和非官方的常见估计是1200万。零点这项调查发现天主教徒人数偏低,这有几种可能性:一是由于恐惧心理,有更多的天主教徒未敢承认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二是因为天主教徒比较集中聚居,这项调查由于概率因素没抽取到足够多的天主教徒聚居区域的样本;最后,目前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天主教徒人数在近十几年来有所下降。最后这种可能性的推理根据是:天主教一向比较多地依靠家庭代代相传,但是,随着老龄人口的过世和一胎化政策的实施,天主教家庭新出生的人口无法替补过世人口,从而造成天主教徒人口出现萎缩。当然,更有可能的是这三种原因同时并存,结果导致了这项问卷调查中的天主教徒人数偏低。事实如何,尚待今后设计更好、质量更高的问卷调查。

根据这项问卷调查推算,认信道教的人口为1200万。不过,有一定道教实践的人很多。当然,道教和民间宗教在很多地方难以区分,除非自我认同道教,我们或许应该把具有某些道教信仰或实践的人算作民间信仰者。民间信仰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根据零点问卷调查推算,在16岁以上人口中,有1.2亿人自称不信仰特定宗教但是相信神灵、佛祖或鬼的存在,另有100万人相信两个或以上的制度性宗教。此外,在16岁以上人口中,中国有1.41亿人相信财神,有1.45亿人相信风水,3.62亿人在过去12个月内算过命或看过相,更有多达7.54亿人在过去一年上过坟,其中2.06亿人承认祖宗神灵存在,1.23亿人在家里供奉祖先牌位,2900万人在过去一年向祖宗神灵祈祷过。当然,这些信仰和活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虽然具有超自然信仰的因素在其中,这些既可能是宗教性的,也可能是巫术性的民间信仰。

如果按照经典宗教学的定义,很多民间信仰应该划归在巫术下面。宗教学奠基人都一致强调宗教与巫术的区别。宗教和巫术的相同点是都相信超自然神灵的存在,不同在于巫术是为一时一事操控神灵,宗教则要求一生一世祀奉神灵;巫术是功利的,要神灵“有求必应”,求而不应则换一个神灵来拜,宗教则是讲伦理的,要遵行神灵所定的诫命,寻求神灵的旨意。单就佛教来说,削发为僧为尼意味着弃绝尘世的欲求,专心供佛,寻求解脱涅,那是宗教。但大众的“临时抱佛脚”,寻求灵验,神佛不分,佛道不分,便是巫术,这样的巫术充斥在民间信仰之中,并且以民间文化的形态存在着。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2009年6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说,高考临近,一拨又一拨的高三老师上山拜佛,祈祷高考时自己带的学生能有个好“收成”。广西铁路某附属中学公开的秘密是每年派老师到庙里求神,而且选派的老师必须是精英:太年轻的不行,离过婚的不行,业务差的不行。这种具有明显功利目的的“临时抱佛脚”,受到很多抨击。又例如,据说在想出国留学的北京大学生中,很多人会到香山卧佛寺上香许愿,问其缘由,之所以到这个特定的寺庙,是因为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称作offers,这与“卧佛寺”谐音。虽然这个谐音显得太牵强,可是一拨又一拨的考生还是不断地去那里祈祷,据说香火还很旺盛。拜佛未必信佛,更不一定信而奉行佛教的教义和戒律。这两个例子中的行为,严格说来不能算作宗教行为,其实都是巫术。

结语

这样说来,当代中国精神信仰领域的整体状况,可以说是“宗教不彰,巫术盛行”。在传统的民间宗教中,确有一定的伦理戒律和道德要求,但是其伦理道德实际上源自儒家思想,而且更多地是受到熟人社会的制约,是靠人情面子、亲情伦理维系的。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我们每天打交道的多数是只见一次面的陌生人。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伦理道德需要自觉自律,而制度性宗教的超验关怀和信仰提供了道德自律的一种基础,尽管宗教未必是唯一可能的基础。巫术性的民间信仰则难以满足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需要。

宗教不彰则巫术盛行,这是在目前制度化宗教供给短缺的情况下,供求失衡造成的局面。民间信仰或巫术在中国的发展如此迅猛,关键原因在于人们的宗教需求,对超自然神灵和神秘力量的需求,已经在市场化过程中被唤醒了。如果不能在制度化宗教当中得到灵性的满足,人们就只好到宗教灰市和黑市里去寻求满足,而在这些地方,充满了假冒伪劣的宗教产品,包括大量的巫术产品和服务。由于宗教供给短缺,宗教红市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商业化倾向和巫术化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30年,人们忙于政治争论;过去这30年,人们忙于经济发展;今后30年,人们是否会越来越注重宗教信仰?经过多年的实证研究和反复思考,我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追求宗教信仰的民族。在同文同种的台湾地区,宗教的多元化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也显示中国人信仰兴盛时代已然来临,这恐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不过,这个正在悄然来临的宗教兴盛不是简单的回归过去,而是在物质主义达到极致之后的灵性苏醒,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延续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后的灵性发展。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去管制(de-regulation)之后,中国宗教多元化发展的未来景观,究竟会是走美国式的宗教之间公平竞争、个体自愿选择的和谐模式,还是会陷入印度式的宗教之间有主有从、不乏暴力的冲突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政教关系的厘定及其相关事物的处理。

文/杨凤岗 来源:《文化纵横》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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