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的是，1959年西藏叛乱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政策和尼赫鲁的看法的根本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印度也有错觉，以为我们害怕民族主义国家”。周恩来1959年3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西藏叛乱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尼赫鲁和印度上层人士很怕西藏改革，反对改革，甚至说改革不可能。“这就发生了他们干涉我国内政和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问题”。他们希望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的争论中心。因此，这次斗争，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因为尼赫鲁认为达赖喇嘛在印度人的计划里将起到巨大的作用，没有达赖喇嘛西藏会乱。中共中央领导人还强调：“对印度我们一定要反击，这是他们挑起来的。他们搞冷战，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斗争的策略要有理、有力、有节，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他们可能抛开西藏问题来掀起反共反华高潮，我们思想上要有准备。”毛泽东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曾说：现在是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对于尼赫鲁，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

边界问题是导致中共中央重新认识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鉴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根本分歧，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阐明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首要措施。周恩来强调，中印边界从来未经正式划定，中方建议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全面解决之前，双方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对于已经发生的局部争执，可以商谈临时性的解决办法。3月22日尼赫鲁复信，不同意周恩来上述信函中有关中印边界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说法，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所形成的边界线，并强调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为此，中国12月26日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再次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照会明确指出中印双方当前亟待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是：两国之间的整个边界确实从来没有划定过，有待于通过谈判来解决；在边界正式划定之前，必须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和确保边界的安谧。对这一照会，毛泽东曾经指示，通知“全党全团各级组织，都阅读及讨论一次。”

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不仅导致了中共中央领导人重新认识尼赫鲁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以及民族主义国家的作用的重新思考；同50年代中后期“革命外交”的基本思想相适应，中共中央确立了对印度和尼赫鲁的方针政策，由此直接影响了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方向。

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中印边界问题的争吵是印度挑起来的，“假如我们对尼赫鲁采取让步的办法，不仅他会更反动，会让他觉得他对了，我们错了，粉饰他的反动的一面，并且也会使他更得势，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方针。我们采取的是批评他，然后求团结；揭露他的错误和反动的一面，使广大人民能看清楚。另一种可能是他缓和一下，收缩一下，继续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好。”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在亚洲所有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印度尼西亚的立场最好，这从印度尼西亚对待西藏事件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而印度则开始变成“反动的民族主义”。为此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现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的中间地带的国家，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坏变好，一种是继续和平中立，一种是由好变坏。尼赫鲁想利用中印边界问题作为一张牌，对国内的右派进行控制，控制国大党内部，对左派进行打击，同时向美国要求援助，也向苏联要求援助，左右逢源。印度政府不想解决问题。“尼赫鲁扮演的脚色在印度人民中间逐步的被认识，反动的就是他。”陈毅1962年9月1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发言时强调：“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是有分寸的、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它有助于我们争取时间，克服暂时的困难。如果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不仅会影响对外斗争，而且也会影响国内局势。”

在上述理论思想的指导下，1962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相信“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的进行着”，因此中国外交长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至此，中国“革命外交”的特点更加明显和突出。

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歧

苏联在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前就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冲突的爆发无疑使苏联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处境。首先，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共中央一直把中印边界问题看作是国际范围内的一场阶级斗争，因此试图得到兄弟党的支持。而苏联并不同意中共的这个观点，并希望自己可以同印度保持友好的关系。其次，苏联认为，中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好战方式”，不仅同“和平共处”的政策背道而驰，而且还将可能会影响中国处理其他有争议的边界问题，特别是中苏有争议的边界。1959年9月8日，苏联外交部向苏共中央递交了一份题为《苏中边界问题》的详细报告，表明苏联决策部门已意识到同中国可能产生的边界问题。最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向苏联通报感到非常不满。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后，苏共中央领导人通过外交渠道告诉中共中央：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苏联为中心加强团结互助合作，交流经验，统一步调是非常重要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最可靠的保证。因此苏共领导人表示，希望中国对各社会主义国家迫切需要互助合作、统一步调的愿望能进一步了解，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与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因素。中国方面也曾在1958年年底向苏联承诺，“今后不会草率从事”。

至于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苏联只是在冲突爆发后“很长时间”才收到中国方面的通报，鉴于“中国同志承认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世界舆论就会形成如下印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的强硬路线和外交政策，是得到苏联同意的。”因此，苏联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表明苏联的立场，这一立场清楚地反映在塔斯社1959年9月9日的声明中。1959年9月8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中国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中印边界是山区，难以划出准确的边界线，并指责中方在冲突中造成印方的人员伤亡。第二天，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约见陈毅，递交一份准备在10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声明稿写道：中印边界冲突是“可悲的”，西方某些集团企图利用这一事件，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使国际局势复杂化。苏联不能不对这次事件表示遗憾，希望中印双方考虑相互的利益，解决发生的误会。陈毅当即表示希望苏方暂缓发表这个声明，指出中印边界冲突不一定会对赫鲁晓夫访美带来消极影响。中国还把周恩来9月8日致尼赫鲁信的副本交给安东诺夫。9月8日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面告安东诺夫，中国方面已公布了周恩来的信，请苏联政府考虑这封信的态度和立场，不要发表塔斯社的声明。

1959年9月9日塔斯社的声明，发表在赫鲁晓夫开始和艾森豪威尔进行戴维营会谈的同一天。对于这一声明，尼赫鲁在9月11日表示：“考虑到方方面面，对苏联政府而言，这个声明是公正的和不同寻常的。”因为这是苏联领导人第一次明确表示，要和平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纠纷。10月23日在拉达克再次发生边界冲突后，《真理报》同时发表了中国和印度有关冲突的政策声明。10月30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ValerineZolin)在安理会会议上呼吁印度接受中国的三点建议；赫鲁晓夫在10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和痛心，希望尼赫鲁接受停火，同中国谈判和平解决问题。12月22日，苏联报纸打破惯例，第一次首先发表了印度对中国的照会，并没有等中国方面做出相应的反应。

对塔斯社的声明和苏联的立场，中共中央1959年9月13日致函苏共中央，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指出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这就使得印度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感到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正想方设法在中苏两国中间打入楔子。[61]在致苏共中央的另外一封信中，中共中央强调，尼赫鲁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相信，如果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采取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这不仅不能使他们的立场变得更好，相反，如果中国对他们日益进攻的立场不进行抵制并谴责他们，那只能鼓励他们的暴行。那样做不仅对中印友谊是不利的，同样也不利于使尼赫鲁和印度政府有所改进，只能进一步使他们倒向西方。”中共中央的这封信还猛烈批评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认为1959年9月9日塔斯社的声明是赫鲁晓夫“偏袒印度反动派”，是“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中印边界问题成为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生激烈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结果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损害。从1959年年底到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中印边界问题成为中苏之间激烈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既包含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更重要的体现了中苏两党在涉及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首先，中共中央认为，中印边界问题的症结在于印度和尼赫鲁的反动政策，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坚信自己对尼赫鲁和印度外交的正确性。1960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S.Chervonenko)会谈时突出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变化。在会谈中，邓小平强调，周恩来最近对印度的访问完全证实了“我们先前对尼赫鲁的看法和立场”。尼赫鲁是印度反华阵营的核心人物，他并没有处在右派和其他反动分子向他施加压力的处境，他自己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同时周恩来的访问证实了尼赫鲁不想解决边界问题，他的行动是以对内和对外的利益作为基础的。尼赫鲁公开声称反对印度共产党，解决同中国的边界问题不能使他得到好处。从外交政策的角度看，解决边界问题也不能使他得到好处。邓小平强调指出，同这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其次，中共中央批评苏联的“中立”政策，反对苏联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的做法。1959年12月10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接见契尔沃年科时指出，对尼赫鲁无原则的让步，只会使他更加向右转。周恩来强调，中苏两党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争论，可以在内部交换意见，但不应该公开分歧，让资产阶级舆论抓住后大肆喧嚷，并加以利用，这无助于局势的缓和，并请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契尔沃年科认为，从赫鲁晓夫的讲话中不能得出支持印度的印象，同意将中方的意见转达。1月21日，契尔沃年科拜会陈毅，说他已经将1月19日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契尔沃年科强调，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干预，他们一直坚持这种立场，今后也将坚持这种立场。契尔沃年科表示，中国方面的担心使他们感到有些惊讶，委托陈毅将苏联的上述立场转告周恩来并中共中央。

对苏联的上述立场，周恩来和陈毅在1960年1月26日接见契尔沃年科时表示惊讶。周恩来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周恩来强调：“苏联不应当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做出全面的分析。”周恩来还指出，不能用向尼赫鲁让步的办法来防止尼赫鲁向右转。1月27日，应苏联大使的要求，周恩来和陈毅同契尔沃年科会谈。契尔沃年科解释说，“中立”一词是他口头传达时用词的错误。周恩来明确表示，取消“中立”一词并不能改变昨日谈话的实质，在中印边界纠纷问题上，中苏是有分歧的。1月30日，周恩来和陈毅同契尔沃年科会谈时再次指出：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是不正确的。[67]在1960年9月20日同苏共代表团的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尖锐地责问道：我想问问你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究竟指望得到谁的帮助，是指望艾森豪威尔、尼赫鲁，或者是类似的人物，还是指望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指望中国？针对苏方在会谈中宣称一旦中国遭到侵略，苏联“将会尽一切力量保卫中国”的说法，邓小平指出当中印之间发生边界冲突时，苏联并没有采取行动；同时邓小平也不同意苏联所说的印度对中国没有构成威胁，他强调：你们说在中印边界冲突中采取中立立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闻，你们居然能够在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的印度发生冲突时，采取中立立场。

此时中共中央无疑已经相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歧的公开化，起源于1959年9月戴维营会谈和塔斯社对中印边界争执的声明；毛泽东坚持认为苏联的行为就是反华，他在1960年7月18日北戴河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从去年以来反华就表面化了，就是9月9日塔斯社声明发表以后就表面化了。依我看，越表面化越好，他放毒越多越好。多行不义必自毙，“多”是数量，“毙”是质量，到一定数量他就垮台了。

最后，由于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苏联内外政策的看法发生根本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赫鲁晓夫及其政策的评价。毛泽东在1959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指出，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肤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毛泽东感到不能理解的是，赫鲁晓夫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硬是迷信帝国主义。在国际问题上，赫鲁晓夫不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还帮助帝国主义进行恫吓，说只要燃起一星火花，就会引起世界大战，必须马上扑灭。他美化帝国主义，散布和平幻想，麻痹世界人民，实际上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对“世界为什么不和平？怎样才能和平”的问题，“赫鲁晓夫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的这种思想体现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就是“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来讨好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在西藏叛乱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都是如此。这样，到1960年年中，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认为，“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现在是修正主义的代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他表示很亲热，同他们站在一起。到1961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更加明确。毛泽东在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我们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国家关系上是国际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共中央领导人完全相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套理论已经形成了。

而苏联在这一时期对中共中央政策的反应和批评，突出表现在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MikhailSuslov)1959年12月18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有关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报告全面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的内外政策，其中特别表明了苏联在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同中共中央的根本分歧。苏斯洛夫首先对中国外交的基本路线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联系到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人们不得不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是如何理解有关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的，他们是否把和平共处视为社会主义阵营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们是不是认为有必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争取持久和平而努力”苏斯洛夫强调：“我们正得出这样的印象，即中国同志在赞同两种不同制度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的同时，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个原则仅仅是暂时的策略手段。”

有关西藏问题，报告指出，帝国主义者策略的目的就是使西藏问题成为“中印两国产生争论的一个原因，使亚洲两个大国相互争斗，恶化南亚地区的局势，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那一地区的影响，削弱共产主义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等。报告指责中国没有考虑帝国主义的上述策略，而对印度和尼赫鲁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中国的这一政策“毫无疑问会不可避免的导致同印度关系的进一步的恶化。”有关中印边界问题，报告认为，印度非常有影响的反华势力力图在这个问题上恶化同中国的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同志的立场便于印度反动派动员国内的舆论反对中国，使印度的进步力量处于困惑不定的境地”。报告反对中国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强调中国的行动“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信在亚洲的下降，削弱她在亚洲的地位，增加亚洲许多国家同西方强国、同美国结盟的趋势，尽管亚洲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的长期的敌人殖民者有着强烈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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