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舌尖下的革命中国,1950-1960

文化 alvin 13051℃ 1评论

抱着你死我活决心的王桂珍举着半把笤帚开了门,准备一开门就狠狠砸下去。但结果却发现是她倒霉的同班同学,捂着肚子站在门口。

这个喜剧般的结局却没有让任何一个人笑出来:“我不得不将带回来的米分了一点给他赔不是,我想要是我不给,他一定会抢的。”

但对一个人来说,在那时,确实没有什么比怀揣着食物站在大街上更危险的事了。王桂珍的遭遇不过是个略带紧张的间奏,真正的狂奏曲几乎每天都在街头发生。那些街头上卖食物的小贩成了高危行业,他们时刻要守护自己手中比生命还要珍贵的粮食免受像苍蝇一样聚拢过来的饿鬼的骚扰。在无锡,上街卖油饼的小贩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盒子来保护他的油饼,这种盒子只有一个容两根手指伸进去的小口,只有小贩确定站在面前的是真正的买主,并且已经确凿无疑地将粮票和钱款握在手里时,才会将手指伸进去夹一片出来,而买主则会以最快的速度将整张油饼填进嘴里,晚一步就有被抢走之虞。即使如此,有饿红眼的人还是会趁着小贩不注意抱起盒子就跑,全然不顾盒子的带子还缠着那个可怜小贩的脖子。

最具创造性的抢劫行为发生在天津的一个切糕摊前。“一层粘面,一层芸豆,一层枣,热气腾腾,香喷喷的,格外诱人”收藏家陆克勤如此回忆这种令他回味无穷的童年美味,但二两粮票只给一小片切糕,“吃了犹如茉莉花喂牛”。这种美食自然引来的不光是口水,还有觊觎的目光。当那名穿着背心和补丁裤子的小伙子过来声称要买四两粮票的切糕时,摊主几乎不假思索就切给了他,丝毫没有想到为什么这么薄薄的一小片切糕,对方还要求切成两块。而小伙子接下来的行为解释了原因:

小伙子双手拿着两块切糕掂了掂,突然像贴膏药似的将两块切糕分别贴在了摊主的两只眼上,这黏糊糊又略带温度的年糕弄得摊主睁不开眼睛直乱叫唤,小伙子趁机将案上的切糕用屉布兜起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走了。

追究食物的来源是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无论是买来的、借来的,还是偷来的、抢来的,只有将它结结实实的填进自己的肚子才是对生命价值真正的确认,以及对生活继续的信心。充实肠胃的欲望已经战胜了所有的极限,感官也随之退化。舌头不再听从大脑的安排,而完全服从于肠胃的需要。为了配合这种需要,一种叫做“代食品”的庞大食品家族应运而生,并且很快在全国各地的乡村的灶台和锅碗里占据了煊赫的位置。这个号称营养高、味道好的庞大家族包括除去块茎以外红薯的所有部分、玉米、高粱、小麦以及其它农作物的茎叶、粮糠、各种野菜和野瓜、各种昆虫以及任何一种能够从中榨取出一点点延续生命的营养的东西。很多人只有在事后才会回忆起当时食物的那种难以忍受的味道,而在当时无论是任何东西端到面前都能毫不犹豫的扫荡一空。

其中最著名的是一种名为“小球藻”的代食品。你可以在任何死水和粪坑里见到它令人不安的灰绿色形象,实际上,当北大荒一个农村公社的社员阎德喜将这种绿色的液体送入自己嘴边时,连他的肠胃都开始这种浓烈的尿骚味,但是他还是喝了下去,周围的每个社员都装作喝得津津有味,直到村支书带头将这种骚臭的液体吐了出来,才带动起一股争先恐后的呕吐浪潮。而因病住院的北京人黄新原则发现医院病房的活动室里就放有这样一个培养小球藻的巨大的玻璃罐子,不久以后,他就在发给病号的菜汤里见识了这种东西的味道。

“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为扩充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莫言如此回忆那段岁月。他点数了他在那个年代所吃过的各种食物,并像美食家一样对它们进行等级评定:“从吃的角度来说,榆树皮是上品,柳树皮次之,槐树皮更次之”,而一些特殊的美食更是使他惊为尤物,“周身发亮的油蚂蚱,炒熟后呈赤红色,撒上几粒盐,味道美极了,营养好极了”“深秋的蟋蟀黑得发红,肚子里全是子儿,炒熟了吃,有一种奇异的香气”,还有一种豆虫,在中秋节之后下蛰,“肚子里全是白色的脂油,全是高蛋白”。

但无论如何,米、面、豆、麦,这些长达千年来被人们口口相传的粮食,才是人们心中真正的渴望。对莫言来说,拯救似乎在1961年到来,政府配给每个人半斤豆饼,“那真是欢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莫言的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配给全家的豆饼吃光了。

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胀死了。

那是个来不及哀悼的时代,留下的只是关于吃的记忆。“为吃我浪费了最多的智慧,现在吃的问题解决了,脑筋也不灵光了。”莫言在《吃相凶恶》的最后如此写道,这自然是谦虚之辞——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宴还在等着他去享受。

张璧如则习惯和她的老伴每天中午在上海徐汇区的同一家面馆点同一道红烧肉,就着宽汤的面条,坐观窗外日移影斜。她总是吃得很慢,似乎要从里面咂出另一种味道来。红烧肉的碟子越发的小巧了,价格也涨到了四十元,而且菜单上开始用港台腔的“一例”来修饰这道菜。

“这群年轻人啊,真是养在蜜罐里,忘了苦!”王桂珍坐在楼群空地的长椅上不长不短地和几个老人抱怨:“那年,我叔带着他俩孩子从大兴村里讨饭一路讨到我们家门口儿,我娘给了俩白面馒头,救活了仨人。前天他孙子过来看我,就给我带来点儿这个!”

说着,她从稻香村的纸袋子里,拈出块儿一字酥,用手托着塞进嘴里,恶狠狠地嚼了起来。

一点儿渣子也没剩。

文/李夏恩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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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饿几天就老实了
    匿名2017-03-01 11:45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