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泉州清净寺和灵山圣墓的建造年代，学术界也存在广泛争议。杨鸿勋先生主唐武德说，庄为玑先生主唐永徽说，桑原骘藏主唐中叶至北宋说，而张星烺先生则认为是唐末宋初之后建造，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建造年代在9世纪以后至元代之间，[11]其时间跨度有数百年之久。鉴于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少持谨严态度的史家认为伊斯兰教传入泉州，乃是中唐、也即8世纪中期之后的事情。[12]而穆罕默德先知传教乃是公元610年至632年之间，因而灵山圣墓中所葬之人，不可能为先知穆罕默德所派遣的两位贤人。

可以说，目前的研究尚无法确认这些陵墓中安息之人是受先知穆罕默德派遣来华的。正如加法尔·萨迪克麻札里面埋葬的不是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一样，不论是广州的宛葛思墓，还是泉州的二大贤人之墓，里面埋葬的都不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13]。尽管如此，研究者同时还发现最晚从元代时起，先知穆罕默德命弟子前来中国各地传教、并创建清真寺这种“回回家言”，逐渐成为广州、泉州等地清真寺和先贤古墓碑刻、匾联的常见内容。到了明嘉靖年间，这些教内说法“陆续被广东、福建地方史书乃至《明史》所采用或有条件采用，并在采用过程中、或采用前使中心情节发生某种变化”。[14]李兴华老师在对中国东南沿海历史名城的研究中指出，由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缺乏文字记载，在许多情况下，以教内的口头传说、特别是流传历史较久的口头传说为基础，再结合有关背景资料进行分析取舍作出初步的推断，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理性选择。[15]这也是对中国伊斯兰教早期历史研究中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但是自蒙元时期，广州穆斯林已经开始将怀圣寺和宛葛思墓作为“小圣地”来守护和崇敬。宛葛思墓在元政府支持下得到大规模的修整，并有专人看寺护坟。广州穆斯林尊宛葛思为“大人”，将他归真的日子、即伊斯兰教历11月27日作为纪念宛葛思、拜先贤墓的日子，并像过节一样举行“大人忌”等一系列纪念活动。而灵山圣墓，一样在中国穆斯林心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自元代以来，这里就受到穆斯林的崇敬和保护。满载货物的阿拉伯商船在起航之前，船上的穆斯林常来墓前瞻仰辞行，诵念《古兰经》并作“都阿”，祈求真主的赐福。航海家郑和在永乐15年第五次出海之前，也专程来泉州灵山拜谒先贤。

也许有人会说，托伪的历史遗迹说明不了中国穆斯林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联系。但是从历史记忆的形塑来看，这些历史遗迹恰恰说明早期来华的穆斯林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外来的穆斯林曾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影响着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轨迹，并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将域外伊斯兰教与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记忆连接在一起。

在中国穆斯林对早期遗迹的历史讲述之中，或有不完全真实之处。但是它们之间均有一个惊人的共同之处，就是将曾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发挥作用的重要人物与伊斯兰世界身份更为崇高的人物、比如先知穆罕默德、比如什叶派的诸位伊玛目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发展出生动的、细节性的传说。这些传说以一种看似不真实的方式，塑造了中国穆斯林的宗教认同，反映着穆斯林世界与中国交往的历史片段。

躺在这些先贤古墓中的或许并不是中国穆斯林传说中的那个人，但是他或者他们肯定是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早期，从遥远的地方来到当地的穆斯林，并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后期的中国穆斯林，将他们的历史和背景追溯到更远、更为高贵的层面，实际上表达的是对这些穆斯林先辈们的一种纪念。这些伊斯兰教历史上伟大人物之陵墓，至今依然受到中国穆斯林的保护，这其中寄托的是中国穆斯林对早期来华的穆斯林先贤的尊重。

正如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指出，古代的史实多由神话转化而来，层累形成。“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可以说，历史书写是累积形成的。人们对历史的追溯和重复，实际上是在对历史和自身身份进行新的塑造，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史中时有所见。在本文中提到的几处伊斯兰教早期遗迹及其相关传说和历史中，发生的正是类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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