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促使社会稳定的思想，是基于所谓的权力原则，也就是政府一直向民众灌输、现在已完全确立的原则，父母有天赋予管教子女的明确的权利，这种权利终生都不能取消，需要绝对维持，直到其中一方死亡才能解除。皇帝被捧为众黎庶共同之父，因此也被赋予统治百姓的权力，犹如一家之主。在这种意义上，他拥有“大父”的尊称，又因皇帝被神化，高踞于凡人之上，所以自然地他有时自称为世界上唯一的君主和天子。同时为确证所谓的忠孝，新年初一都要隆重举行皇帝向太后跪拜的礼仪，朝廷大臣也奉命行礼如仪。按照完全建立在父权制上的原则，各省官员成为管辖省份的父母官，各县市的官员也是父母官;各部的首脑同样像一家之主治理他负责的部门。
十分遗憾的是，这套理论上可行的管理制度，实行起来却出现许多弊端;所谓统治者父母般的关爱，被统治者的忠顺，不如更恰当地解读为一方专制、独裁和压迫，另一方畏惧、虚伪和反抗。
皇帝首先采取不公开露面的做法，很难说是出自对百姓的关爱，反倒可用猜疑心加以解释。统治者或许意识到自己犯下暴行，或者因实施暴政，必然不愿现身于受其迫害的群众中，担心有人为报复他本人或手下的暴行，突然暗中刺杀他。总而言之，中国皇帝极少公开露面，仅保留崇高身影的做法，看来是建立在极不相同的一种自我保护策略上。统治者背后运用权力，让远近都感受到影响，比经常在群众前现身，被众所知，更能打动人心，更令人生畏。埃列乌西尼安(Eleusinian)秘教教士深知人类的这一性格弱点，秘密操作，更显得有力，需要苏格拉底的智力，才能让百姓摆脱对他们的恐惧。另外据希罗多德告诉我们迪奥塞斯(Deioces)一旦在埃克巴坦纳(Ecbatana)当上国王，再不愿接见他以前为之辩护的群众，他认为拒绝让人看见，更有利于让百姓知道他是百姓之上的国王。确实，如果群众经常接触有权有势有力的人物，和他们无拘束地密切往来，每天都眼见他们日常的生活起居，那么将大大降低群众对他们的崇拜。正如伟大的孔德(Conde)所说：没有人在自己的奴仆面前是英雄。
中国皇帝不愿常接见百姓，多半出自这方面的考虑，而不是怕遭到伤害。皇帝本人仅在盛大典仪上出场，由全体朝廷大臣和许多官员簇拥着，他们都听从他的指挥，一声令下都俯伏在他的足下。
严刑逼供是中国法律中最坏的部分，但他们自己说这种方式很少施用，除非被告的案件出现有力的证据。对于行为不端的案子，通常使用的刑法是拶指，特别用来惩罚淫妇。
确实，百姓的习性是，只要大家有一碗饭吃，一点酱油当作料，少花几文钱，就不会起来造反;而政府深信这一点，所以首先考虑在全国各地设立官仓，储备谷物，在饥荒年代接济贫民。然而，在这革命的年代，人心思变，现在我将加以叙述。
政府各级部门都是一套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体制。从第一品到第九品的政府官，都以父权为基础按己意当场对人施以杖刑，而且无须先审判，或正式开庭，有如长辈责罚晚辈。地方官可以任意惩处轻犯者。官员当场审理自然使小百姓害怕，因此，百姓上衙门去见官就像学童去见严厉的老师。但皇帝父辈般的仁爱在处罚时甚至得到百姓的承认，罪人可以请求皇恩减杖，但这种宽免多半不起作用，因为可以轻易补足减免的板子数。
此种显然体现父辈关爱的实际措施，不仅限于一般群众，而且扩大到各阶层各种类的人，仅止于皇帝足下。从第九品到第四品的朝廷官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轻罚其下级，皇帝则在认为有必要教训时命令对廷臣及其他四品官施以杖刑。大家都知道已故乾隆曾命令打他两个儿子的板子，尽管他们早已成年，其中一个，我相信就是当今的皇帝。
在中国旅行期间，我们难得一天看不到打板子(Pan.tse)，即竹板，总的来说这不能叫作“轻”刑。汉人挨打时凄厉呼叫，鞑靼人却保持沉默。汉人在挨了若干板子后，理所当然地跪着，极恭顺地感谢施刑者父辈般的关爱，让他改正错误;鞑靼人则口出怨言，争论汉人有没有打他的权力，或者一言不发离去。
在外国人看来，可笑的是，一名官员趴在地上，等待比他只高一级的官员下令打板子。但同时又难以抑制义愤心情目睹人性之沦丧，竟然有人不分情况甘心忍受奴仆或士兵的肉体刑杖，而且打完后，挨打的还要卑躬屈膝触摸打他的板子。然而政府竭力采取消除由此引起反抗的政策。这样做的唯一动机是要表示长辈般的关爱，使人感到处罚并不丢脸出丑。政府的一个奇怪看法是，除皇帝外，人人都应受到相同的体罚，但处罚必须得体，受罚者必须完全顺从，或者完全信服，真正做到下级完全服从上级，结果自然是人人都具有奴性。防止百姓抱怨最有效之法是，让百姓看到，有权处罚他们的人，也一样要受到别人的处罚。我估计，杖刑必定是中国最古老的刑罚之一。我们难以想象它怎能在一个已开化的社会中存在，而不是仅留在社会的原始阶段。
俄国对轻罪犯或行为不端的各层百姓也施加类似的处罚，但不同之处在于，执行不是公开的，而且只有君王才能命令施罚。沙皇彼得(Czar Peter)确实总亲手打廷臣的棍子，挨打的并不以受罚为耻或者丢脸，反之，据说从此刻起，还成为他的宠臣，得到他充分的信任。伟大的蒙兹科夫(Mentzikoff)经常鼻青脸肿地离开他的宫廷，但仍然得到主子的宠信，日益变得重要。甚至在今天，或者最近，朝廷命令施加的笞刑，即非公开的鞭打，仍谈不上是丢脸。但这种可恶的体罚要么完全停止，要么处于施行的最后阶段。在一个有教养的民族中，这种专断的体罚不可能长存。
这两个确实是世上现存的最大帝国，瓜分了全球可居地的五分之一，各占十分之一，但在政治环境上却有所不同。一世纪前，俄罗斯刚脱离野蛮阶段，一世纪后，它尽可能在欧洲诸国的工艺和军备中占有一席之地。两千年前中国的文明程度已接近或相当于今天的中国。两国都是专制政府，人民都是奴隶。俄人的天生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多半被严寒制约，发展不如中国那样易于觉察。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两国在进步上差别如此巨大?我认为，首先，有两个原因。俄国邀请和鼓励外国人向百姓讲授工艺、科学和生产知识。中国则骄狂自大，加上排外，所以拒绝和禁止外国人往来。俄语容易学，百姓学外语也不困难，汉语则十分难学，学习方法有缺点，需要一个人花半生的时间方能运用，而且他们除自己的语言外不知其他语言。一个有青春活力，力量和知识日益增长，另一个年迈多病，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任何变化。
总的说，政府官员虽然按制度是君王和百姓之间的中介，却是百姓的最大压迫者，百姓投诉无门，无法把冤情上达圣听。中国没有中等阶层，这类人拥有财产，思想独立，在所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响和势力，不亚于当局。然而，事实上，中国只有官和民。如果有人靠做生意，或搞生产发了财，他只能私下享受。他不敢住进大宅，穿好衣裳，以免邻居发现他比别人富有，向当地官员举报，官员控以奢侈罪名，轻易将他绳之以法，没收他的财产。
机灵的鲍先生(Mr.Pauw)说，中国完全被鞭子和板子统治。他应当再加上两样东西：年历和北京公报，作为政府的施政手段，二者都有助于管治。年历的刊行是为了传承迷信风俗，显然政府鼓励百姓使用。公报是一种媒介，把当今帝王的品德和仁爱传播到国家的每个角落，其中记录了政府官员不仅因犯法，也因失职受到的惩罚。因此，如有省份遭遇饥荒，那么，为首的官员因未采取预防措施被贬官。这份小册子的公报每两天出一次。传教士说公报上有时刊登死亡的虚假消息。公报还虚报不曾有的战役，宣布不存在的胜仗。康熙、乾隆和当今皇帝的几道诏令可以提示真相，其中警告远方的将官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杀死成千上万的敌人，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发生的战役。教士们的意思仅仅是，如果编者敢于刊登并非来自官方的正式消息，那么他应当受到惩罚。
在中国刊印书籍和在英国一样自由，出版行业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在一个专制国家这点很特殊，这多半是唯一开放的事例。一般的看法是，只有在人人都受到保护、遵法守纪的国度才能享有出版自由。反之建立在专制制度、靠镇压百姓维持的政权，几乎不可能长时保护出版自由。正是印刷术驱散欧洲长期遮蔽真理光芒的迷雾，开启一条通往人类自由幸福的最佳途径，由此造成教会权力的丧失。
在中国，政府好像并不担心出版自由。明确制止出版有害书刊的方法是，不用审判当即处罚不端分子。这就足以限制滥出书籍。诽谤性书刊的印刷者、售卖者和读者都要受到杖刑。我估计很少有人敢于出版批评政府或者批评大官的文章，如果出版必定招来杀身之祸。然而，尽管出版有风险，首都仍刊印报章，流通类似我们的新闻：秘史、私事、销售消息以及宣传假药的奇效。我们得知，在一份报章里，甘若翰先生(Mr.Grammont)的信中提到葡萄牙传教士看到其上的一篇文字，称英人完全忘记向亲王，还有向皇帝的大臣送礼。据说这篇虚假和蓄意的文字是由另一篇引发，其中暗示赠送给皇帝的礼物是不值钱的贱货。又有人故意给礼物列一清单，包括一头大小如鼠的象、巨人、矮子、如意枕，及种种荒谬之物。然而这类刊物特意不让我们看见。作为皇上的贵客，我们不需自己购物，仅由皇帝供应我们需要的东西，他的官吏却猜测我们需要什么。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2000多年一直保持稳定而没有根本变化，在民族历史上是特殊的现象。他们虽然自吹历史悠久，但也有一定的根据：在基督诞生前400年他们已经基本上组成一个国家，服从同样的法律，受同样形式的政府管治以至于今。他们著名的哲学家诞生在那个时代，他的著作始终受到尊重。著作中确实包含了政府一直采用的治国之方和百姓的道德规范。据说在他之前君主政体已建立了2000年。
同一个国家难得同时具有的种种有利条件，使中国能够保持国内的安宁。多数人因语言难学变得愚昧顺从。人们有信仰自由，没有人强迫他们信仰自己不喜欢的宗教。然而他们受到教训要保持清醒头脑，不信任他人，而且人人都保守，猜疑邻里，因此必定缺乏社交活动。除家庭圈子外，没有集会，除新年外，也没有节日的庆典。中国从来没有群众任意发泄对政府不满的集会，这类集会加上酗酒闹事，往往引起冲突和暴行。中国百姓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他们没有想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他们必定心甘情愿忍受压迫，遭践踏;帝王或者官员可以按己意随时行使手中的权力。百姓无意寻求反抗政府的方法，政府对此毫不担忧。
偶尔也发生局部的因极端贫穷而引发的叛乱，在歉收和饥馑的季节，老百姓得不到救济，不得不用暴力维持生计。据史书记载，所有骚乱几乎由此产生，从一些事例看，当大灾发生，正常的秩序就被破坏，甚至荡然无存。然而，我们的中国随员告诉我们，有些省份存在秘密会社，其主要目的是要推翻鞑靼政府。他们秘密集会，发泄对鞑靼统治的不满，思念旧朝，倾诉今日之不幸，密谋复仇。即使这样，现在的社会状况也不会同意他们的主张。其结果将是可怕的。鞑靼士兵将大肆杀戮，因农业生产惨遭破坏，许多刀下余生者必定枉死于饥荒。他们既得不到别国的援助，也不能自己储备余粮。国家要富足、兴旺，农业是根本，因此为努力防止谷物欠缺，中国历代政府都把发展农业视为首要任务。
（节选自《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作者：[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译者：何高济，何毓宁，商务印书馆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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