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去年10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革命老区古田召开，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提议的。他说“要让大家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从“寻根”的角度看，你对这次会议如何认识？

秦天：我认为这次会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老古田会议和新古田会议一脉相承，就一个主题：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两次会议的时代不同，但背景是一样的，都面临着严峻的现实问题。老古田会议的问题是，那样一支在成分上鱼龙混杂的军队，目标、任务、性质都不很清楚，要把这支军队改变成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就必须解决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问题。

这次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虽然军队的成分和政治质量与当年不一样了，但毋庸讳言，在思想上、作风上一样存在着鱼龙混杂的现象。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了当前我军在思想政治和作风建设上存在的十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并指出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到非解决不可的程度，讲得非常深刻，非常尖锐。这一方面体现了习近平主席的敢于担当，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所以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问题，它的里程碑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玛雅：这次会议提出，要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这样一个具有思想理论高度的要求，在具体落实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效果？毕竟，当代军人所处的环境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很多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尤其是军队被腐败之风侵袭多年之后，政治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你对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有何预期？

秦天：我感到很乐观。过去一段时间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力，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怪不了别人。毛主席早就说了，思想阵地你不去占领，别人就要去占领。现在军队出现的种种问题，思想政治工作也好，风气建设也好，怪不了别人，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到底抓了多少？是真抓还是假抓？抓的方法对不对？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刻反思。而现在我们不仅高度重视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且方法也是正确的，就是从高层抓起，从自身抓起，从上到下一级抓一级。

身先士卒，正人先正己，我们的军队历来需要这样。国民党和共产党，一个“给我上”，一个“跟我上”，一字之差，一个丢了江山，一个得了天下。战争年代我们的老一辈都是这样，亲自带着部队往前冲。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端正风气，还是要靠“跟我上”这种精神和作风。军委主席带头这么做了，总部、大单位的领导都这么做了，下面各级干部谁敢不这么做？就这样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官兵一致，上下同心，我们的军魂就回来了，铸牢了。

当然这需要时间。现在应该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当务之急就是要继续努力，持续不断地抓下去。这就是习近平主席说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大问题

玛雅：怎么解决当前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未来如何治军正军，有什么思路和措施？

秦天：从根本上讲，解决军队建设存在的问题，还是要靠加强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新的历史时期，我感到有三点特别重要：一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现形式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完善；二是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也需要针对新情况、新任务、新问题来加强和改进；三是要建立健全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制度。一句话，就是要筑牢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军魂。

任何一个强大的军队都有它的魂。我们这支军队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它的魂就在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党指挥枪，才能保持人民军队的建设方向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不断创建、发展和完善的。三湾改编后，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党代表制度。古田会议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后来的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机关制度，都是着眼于如何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从顶层上解决好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这是管总的，比如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的问题。

玛雅：怎样理解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一制度对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意义何在？

秦天：军委主席负责制是1982年宪法规定的，也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建立起来的，贯彻落实好这项制度，具有十分重大而关键的意义。一方面，这一制度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体系中居于顶层核心地位，直接决定军队建设的方向；另一方面，这也是军事工作的特点规律决定的，军事工作需要决断，来不得扯皮，否则会贻误战机。因此，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所以说，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制度体系中，军委主席负责制具有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我个人的观点，如果军委主席负责制得不到落实，对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制度体系而言，就是“一百减一等于零”的关系。

玛雅：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什么偏差？

秦天：我们党在最高军事领导权上出问题，有两次大的教训。一次是红军时期，由于博古在负责党中央工作期间，将最高军事领导权交给了李德，致使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在一定程度上旁落。后果大家都知道，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整个红色根据地丧失殆尽，红军被迫长征。这段历史，当时作为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这话说得深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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