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米塞斯1959年阿根廷演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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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

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应经济自由传播中心(Centro de Difusión Economía Libre)之邀。那么什么是经济自由呢?这个经济自由的制度意味着什么?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市场经济,是个人在劳动分工中的合作由市场实现的制度。这个市场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过程,它是个人通过买卖,通过生产和消费贡献于社会总产出的方式。

在论述这个经济组织体系——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采用了“经济自由”这个词。人们经常误解其意思,以为经济自由与其他自由关系不大,认为其他自由——人们认为这些自由更加重要——在没有经济自由的条件下也能存在。经济自由的意思是:个人能够选择融入社会的方式。个人能够选择职业,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这当然不是今天许多人所说的意义上的自由;它的意思是:通过经济自由,人们摆脱了自然条件的桎梏。在自然界没有自由可言,只有自然定律,人们要达到目的,只能遵从这些定律。

然而,今天,社会性的各种自由被许多人认为是相互独立的。那些今天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他们呼吁的政策,与19世纪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主义纲领中倡导的政策正好相反。

把“自由”这个词用于人类时,我们想到的只是社会中的自由。然而,今天,社会性的自由却被许多人认为是互不相关的。今天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持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念:言论自由、思想和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于不受审判的监禁——所有这些自由,都不需要所谓的经济自由即可维护。他们没有认识到,在没有市场、政府指令一切的制度中,所有这些其他的自由都是虚幻的,即使它们被宣布为法律并写进宪法。

我们以出版自由为例。如果政府拥有所有印刷厂,它就能够决定印什么不印什么。如果政府能够这么做,那么印刷任何反对政府的观念的主张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出版自由就没有了。所有其他自由也是一样。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有选择职业的自由,选择他自己融入社会的方式的自由。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就不是这样:人的职业是由政府命令决定的。政府能够命令它不喜欢的人、它不想让其在某地居住的人搬迁到其他地方。而且政府总是能够宣称,政府计划需要这位杰出的公民搬迁到千里之外,使他不再能够与当权者作对。

的确,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享有的自由不是从形而上的立场看完美的自由。不存在完美的自由这么一回事。自由只是社会框架内的东西。18世纪的“自然法”论者——首当其冲是卢梭——相信在遥远的过去人们享有所谓的“天然”自由。但在远古,人们不是自由的,他们受到任何一个比他们强壮的人的随意摆布。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但枷锁无处不在”听上去不错,但事实上人不是生而自由的。人生下来是非常虚弱的小生命。如果没有父母的保护,没有社会对他父母的保护,他就无法生存。

社会中的自由意味着人们相互依存。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经济自由状态下的社会,意味着每个人服务于他人,并得到他人服务回报的状态。人们认为,市场经济中存在不需要他人帮助和支持的老板。他们相信行业巨头、生意人和企业家是经济体系中的真正老板。但经济体系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如果消费者不再垂青一个行业,这些生意人要么被迫放弃其在经济体系中的显赫地位,要么按照消费者的愿望和指令调整其行动。

共产主义的最著名的宣扬者之一是Passfield女爵,她用娘家名Beatrice Potter写作,也因为她丈夫Sidney Webb为人所知。这位夫人出身富商,年轻时作她父亲的秘书。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父亲的公司,每个人都听命于我父亲。他是老板。只有他命令他人,没有人命令他。”这是很短视的看法。消费者、买主命令他父亲。不幸的是,她看不见这些命令;她无法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因为她只对她父亲在办公室或者工厂里发出的命令感兴趣。

在所有的经济问题中,我们必须记住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的一篇辉煌文章的标题:“Ce qu’on voit et ce qu’on ne voit pas”(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为了理解经济体系的运作,我们不仅要考察看得见的,还要注意不能被直接感知的事物。比方说,老板对职员的命令,办公室里的人都听得见。听不见的是消费者对老板的命令。

事实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终的老板是消费者。掌权者不是国家,而是人民。以下事实可以证明他们掌权:他们有权愚蠢。这就是掌权者的特权。他有权犯错误,没人能阻止他犯错误,当然,他必须为错误付出代价。当我们说消费者至上或者消费者做主时,我们并不是意指消费者不会犯错误、消费者总是知道什么对他是最好的。消费者经常购买或消费不应购买或消费的东西。

但是,认为通过控制人们的消费,资本主义政府能够防止他们自我损害,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作为家长式权威、作为每个人监护者的政府的观念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们的观念。一些年前在美国,政府尝试了所谓的“高尚实验”(a noble experiment)。这个高尚实验是禁止买卖酒精饮料的法律。的确,有些人喝白兰地和威士忌过度,这么做伤害了他们自己。美国一些权威人士还反对吸烟。当然,很多人不顾健康,吸烟过度。这就提出了一个远远超出经济学讨论的问题。它表明了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

人们或许会说,阻止人们饮酒吸烟损害自身是好事。但是一旦你承认这一点,其他人就会说:难道身体就是一切吗?人的精神不是更重要吗?难道人的精神不才是真正的人类禀赋,真正的人类特性?如果你赋予政府决定人的身体消费、决定人们是否应当吸烟是否应当饮酒的权力,那么你就无法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精神和灵魂比身体更重要,人要是读坏书听坏音乐看坏电影对自身的伤害大得多,因此政府有责任阻止人们犯这些错误”。

如你们所知,千百年来,政府的确相信这确实是他们的责任。而且这不仅仅是久远以前的事情;不久前,德国政府还认为,辨别好的和坏的绘画作品是政府的职责——当然了,好坏是根据一位年轻时代未能考入维也纳艺术学院的明信片画家的观点,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而且,在绘画与艺术问题上,发表与这位元首不同的观点是非法的。

一旦你承认控制酒精消费是政府的职责,那么,那些说控制书籍和观念更加重要的人,你何言以对?

自由其实意味着犯错误的自由。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可以十分反感其他人花钱过日子的方式。我们可能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绝对是愚蠢的糟糕的,但在自由社会中,人们有许多方式表达应当如何改变生活方式的观点。可以写书写文章做讲演,甚至可以在街头布道——许多国家都有人这么做。但是一定不可仅仅因为不想让别人有行事的自由,而强力制止别人做某些事情。

这就是奴役与自由的差别。奴隶必须做主子命令他做的事情,而自由公民——这就是自由的意义——却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了,资本主义制度可能会被滥用,而且也的确被一些人滥用。人们当然可能做一些不应做的事情。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这么做,那么一个反对这么做的人,总是有办法试图改变别人的想法。他可以尝试说服他们,但是一定不可用强力,不可用政府的警察力量强迫他们。

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通过为他人服务而服务于自己。这就是18世纪自由主义论者们谈论“所有群体和个体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和谐”时所想的。社会主义者反对的正是这个利益和谐的学说。他们谈论的是各个群体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这是什么意思?卡尔·马克思,在他那本引发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宣称,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他采用的例子全都来自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被分为继承性的阶层集团,在印度被称为“种姓”。在阶层社会中,举例说,一个人不是生为法国人,而是生为法国贵族或法国资产阶级或法国农民。在中世纪大部分时期,农民就是农奴。农奴制在法国直到美国革命后才完全消失。在欧洲其他地方,它甚至更晚才消失。

但是奴役存在——甚至在废除了奴隶制之后继续存在——的最坏形式是在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人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社会地位,终生不变,还传给后代。每个群体都有特权和束缚。最高等级只有特权,最低等级只有束缚。除非发动针对其他阶层的政治斗争,人们无法挣脱社会地位对他的束缚。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说存在“奴隶主和奴隶间不可调和的利益斗争”,因为奴隶们要求的是挣脱奴役,挣脱奴隶身份,而这意味着奴隶主的损失。因此,无疑存在不同阶级成员间的不可调和的利益斗争。

人们一定不可忘记,在那些年代里,等级社会是欧洲和欧洲人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人们并不认为自己与本国的其他阶层有任何特殊联系;他们更看重的是其他国家同一阶层成员的认同。法国贵族并不把下等阶层的法国人视为同胞;他们不过是他不喜欢的一群“乌合之众”。他只把其他国家——比方说意大利、德国——的贵族视为同类。

这个事态最显见的结果是,全欧洲的贵族使用同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法语,法国之外的其他人群不懂它。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有自己的语言,而下等阶层——农民——则使用其他人群一般都不懂的当地方言。人们的穿着方式也是一样。如果你们在1750年在欧洲跨国旅行,你们会发现上等阶层——贵族——通常都穿着相同,而下等阶层则穿着不同。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立即可以从穿着看出他的阶层、等级。

难以想象当时的状况与现在有多大的不同。我从美国来到阿根廷,在街上看到一个人,我无法知道他的等级。我只好认为他是阿根廷公民,他不是非法团伙的成员。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当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有差异,存在财富方面的差异。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认为这等同于阶级社会中人的差异。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差异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差异。在中世纪——许多国家甚至更晚——一户人家可能是贵族,并拥有大量财富,或者是继承数百年的地主,不论其品行、才华、性格或道德如何。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状况下,存在被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变动性”。按照意大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帕累托的说法,这种社会变动性的根本原因是“经营的变动”(la circulation des élites)。这意味着,总是有人处于社会的上层,他们有钱,有政治影响力,但是这些人——这些精英——是不断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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