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学术评价机制，与奖勤罚懒、优胜劣败的公司化管理共享了同一个对人性理解的逻辑，即人性在本质上是堕落的、趋利避害的，假如没有“一条鞭法”式的奖勤罚懒措施在后面鞭打，教师们必定懒惰成性、疏于研究。的确，如今的中国大学教师队伍良莠不齐，混口饭的大有人在。然而，这种鞭笞懒汉式的工厂式管理，可以让东坡先生惶惶不可终日，却也让真正有学术兴趣的学者疲于完成量化指标，不再有闲暇从事有价值的学术创造，真可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而一流的学术成果不是由一千个平庸者、而是由八百个学术精英创造的。一个好的学术评价体制，与其让优异者与平庸者在同一条跑道上疲于奔命，不如适度地容忍平庸者，让学术精英有自己的自由创造的空间。要解决这个难题，关键是打破一刀切的量化，实行可自由选择的双重评估体制，即在一般的量化指标之外，另辟“代表作”评价体系，让那些真正优秀的学者摆脱繁重的量化考核，以自己优秀的代表作参与竞争，证明自己。
要创造一流的学术成果，核心是尊重学术、尊重教师。所谓尊重，不仅是为其提供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更要紧的是尊重其学术与人格的尊严。学者的内在人性有复杂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与普通人无异，有趋利避害的惰性，另一方面，由于其从本科到博士长达十多年的专业训练，使得他对学术多少有一点超越功利的内在兴趣。一个好的学术评价制度，可以帮助学者克服自身的惰性和功利性，将其对学术的内在兴趣激发出来，成为可持续的研究动力。而一个不好的评估体制，要么是干好干坏一个样，纵容懒汉，要么是逼迫人人都成为功利之徒，而失去学术的内在兴趣。学术评价体制改革的核心，不是激发教师追名逐利的外在竞争动力，而是如何保护和发掘他们的内在学术兴趣。是兴趣、而非功利才是创新之母。
3，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尺度
如何在学术评价体制方面“去行政化”，实现学术评价体制的创新？核心的问题在于按照学科的内在逻辑，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标准。
如今无论是教育管理部门的学科排名，还是民间各种大学或学科排行榜，皆遵循同一个评估标准，即以一系列量化的数据为基础的评分制，而对教师的能力、研究生论文的评审，也是一张分解为各种要素的打分表。这种“数目字崇拜”的评估标准，是否适合理工科不敢妄断，至少是对人文学而言，乃是形式上的科学、实质上的不合理。因为一篇文章的好坏，一位学者是否优秀，一个学科是否一流，不是各项指标的简单相加，而是对其综合的评价。真正有突破性的论文，可能分项指标不高，但只要有独特的发现，就是值得鼓励和推荐的。一个学者是否优秀，最重要的是“整体观”，就像评价一个女孩是否美丽，你不能将她的五官分别打分后相加。有些美女眼睛、鼻子、嘴巴单独而论并不漂亮，但整合在一起，就有一种和谐的美。外貌尚且无法分项量化，何况学者的综合学术素质？
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一级学科评估，也是以打分为排名基础。然而，这张名单在各学科之中招来众多非议，因为与学界自身的“隐匿排名”差异不小。学术界衡量某大学某学科是否一流，其核心乃是看人，其骨干教授当中有无公认的大家，青年教师当中有无优秀的未来之星。而教育管理部门的评估之所以失准，乃是其评估体系当中没有“人”，只有数字。即使有“人”，也是以所谓的“千百人”、“长江”、“杰青”这些身份为含权统计分数，这依然是一种外在的行政化评判标准，而非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尺度。
量化的学术评价体制，虽然形式上排除了个别官员的行政意志，但其依然体现了非人格化的整体行政意志。有人担心，假如没有了这套客观的、形式化的学术评估体制，那么究竟由谁说了算？不仅行政管理者有此担忧，许多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更为担心，数据说了算，还算有一个形式上的公平竞争，一旦由人说了算，那么可变的因素变得非常复杂，需要公关的成本越加昂贵。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学术评价体制的变革，不仅要在形式上“去行政化”，而且也要在实质上“去行政化”，将学术评价的价值尺度和评估过程真正交回给学术共同体自身，而不是委托给某个人，无论这个人是行政官员，还是学术大佬。
民国时期的学术评价，学术权威扮演了核心角色。梁启超的一句话，让既无大学文凭、又无学术著作的陈寅恪进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当年的学术大师有崇高的专业与道德权威，他们以一己之学术与道德信誉担保，维护了一个国家的学术秩序。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失去了学术权威的时代，即使有学术大家，也是有权力而无权威，其学术判断能力和道德信誉未必为公众所信任。权威已逝，秩序何在？唯一的希望是学术共同体本身，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起一套民主的讨论与协商机制，通过竞争性的评审、对学术的专业讨论、多种价值与利益的博弈、协商与投票，逐步建立起学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标准和程序性规范。
比较起同质化的外在评估体系，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评价体系按照不同学科的性质特点，可以是多元的，其价值评判尺度也因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建立这套学术共同体的评估体系，要比一刀切式的外在评估艰难得多，它不可能通过一纸行政命令而获得，不得不经过学术共同体长期的学术互动和不断试错累积性地自然演化形成，然而，其一旦形成便会成为“行规”，成为内化的价值尺度和学术风气。而中国的大学，如今不缺各种外在的行政法规，独缺学术共同体内在的“行规”，外在的行政法规可以轻易变动，但学术共同体的“行规”一旦确立，就会内化为学术共同体共享的内在价值，演化为难以颠覆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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