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伊斯兰历史意识的回归

苏联解体前夕伊斯兰教在中亚开始复兴。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全面推行“新思维”政策。与此相适应，苏联对宗教和宗教组织几十年一贯制的严格管理与监督出现失控，长期受到压制的中亚伊斯兰教呈迅速发展之势，许多人开始严守伊斯兰教规，甚至一些共产党员也恢复了宗教信仰。1988年下半年，苏联政府对宗教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放弃了对宗教复苏的遏制政策，改为对话、疏导与合作。1990年2月，苏共中央做出决定取消一党制，实行多党制。一些具有政治色彩的伊斯兰组织乘机扩充势力，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宗教开始渗透到政治领域，并对社会发展进程施加影响。

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复兴的主要表现是：中亚居民对伊斯兰教表现出高涨的热情，去麦加朝觐的人数显著增多，伊斯兰上层和教职人员中加入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青年知识分子对伊斯兰教和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礼拜、封斋、饮食禁戒等伊斯兰教礼仪和传统习俗被穆斯林普遍遵行;各种宗教设施和宗教学校大幅增加，大量开放、修复和新建清真寺;宗教团体、教职人员的数量明显增多，伊斯兰教书籍被允许出版发行，由于官方的伊斯兰机构无法满足信教群众的精神需求，非法“民间毛拉”大量存在;出现宗教政党，1990年6月，在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市成立全苏伊斯兰复兴党，之后在中亚地区也出现了该党的基层组织，其中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有众多成员，并成为该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塔吉克民主党、“拉里—巴达赫松”协会、乌兹别克“比尔里克”人民运动以及哈萨克的“阿拉什”等党派组织也都带鲜明的民族宗教色彩;中亚穆斯林开始与境外伊斯兰运动建立联系，伊斯兰教高层人士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伊斯兰运动领导人之间建立起私人关系，并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援助。

苏联解体前夕中亚伊斯兰教复兴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出现了宗教极端主义的苗头：首先，狂热的穆斯林开始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和阿富汗“圣战”，例如在塔吉克出版的《伊斯兰真理》杂志曾大量刊载霍梅尼的作品和言论;其次，一些中亚加盟共和国的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开始接受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国伊斯兰运动以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为思想基础的原教旨主义政治纲领，有的神职人员不仅煽动宗教情绪，还公然号召进行“圣战”，以推翻当时的苏联国家制度;最后，一些穆斯林开始有过激行为。1988年在塔什干的一次集会上，激进的穆斯林亮出了象征伊斯兰教的绿色旗帜，甚至有的地方发生了围攻和殴打无神论宣传教育人员的事件。

中亚五国独立后，伊斯兰教在中亚开始全面复兴，复兴分为三个阶段：1990～1993年，伊斯兰教迅速传播，并影响了政治进程;1993～1995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抬头，中亚各国开始监督宗教的活动;1995年以后，伊斯兰极端主义扩散，与政府发生冲突。

随着中亚各国的独立和对伊斯兰的认同，参加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活动，特别是强调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传统文化，中亚各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很难与伊斯兰教分开，强调民族的内容实际上也就在无形中把宗教再度引入人们的社会生活。无论是“伊斯兰的形式，民族的内容”，还是“民族的形式，伊斯兰的内容”，这一转变必然导致“伊斯兰”在社会生活中重新居于重要的地位。这种对中亚伊斯兰历史文化的自豪感成为独立初期宗教复兴的重要原因。在极度高涨的民族和宗教的历史文化热情推动下，人们对于伊斯兰的再度接纳是狂热的、虔诚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激进的。

从伊斯兰教在中亚的本土化过程考察宗教极端势力的历史根源，可以发现，当伊斯兰教成为中亚居民根深蒂固的信仰之后，极端的宗教思想，或者非伊斯兰教本原的“异端思想”的出现，往往每一次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的“巴斯马奇”运动;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宗教极端主义。这三次带有宗教极端性质的历史事件具有共同的特征：第一，均处于历史变革、政局动荡时期;第二，均有外国势力的参与;第三，均带有暴力色彩;第四，波及面都很广。中亚的伊斯兰教是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宗教，伊斯兰教在中亚的本土化是在持续不断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纷争中实现的，它的宗教教派容易受到政治利益的驱动，也容易政治化。这种容易受到政治影响的、外来的宗教，在经历了几百年后、中亚五国独立之初的复杂局势中，由掀起伊斯兰复兴浪潮，到极端思想泛滥，最后衍生出极端的、恐怖的宗教组织。

本文选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畅老师的《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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