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4年及以前，新加坡实行单选区制，一个选区一个议席。随着人民行动党得票率逐步下降，李光耀未雨绸缪，于1980年提出集选区的建议。随后，在1984年补选与1988年大选，引入了集选区制，一个选区4-6个议席，每个党派如果参选，得提出所有的候选人，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少数族裔(非华裔)。
与政党比例代表制相比，单选区与集选区均实行胜者全得，支持小党的普选票很难转化为议席，对小党不利。与单选区相比，集选区对小党更不利。原来四个单选区，小党有可能赢得其中的一个，但合并为四席次集选区后，让小党赢得一个席位的普选票不足以同时赢得四个席次。这种集选区制，配之以重新划分选区，让反对党赢得集选区选举的概率极低。
一个单选区，如果执政党候选人稳赢，就继续保留;如果被反对派赢了或受到挑战了，就取消后并入集选区。在集选区，执政党只要赢得简单多数，就赢得了所有的席次。
此外，新加坡政府营建的组屋是按照族群比例初次分配的。业主在转卖时，也要受到族群比例的限制，如果某一族群的配额用完，那就只能转卖给其他族群。在这种社区规划之下，少数族裔不能聚居，因而也就不能形成以某个少数族裔为票源的政党。额外的好处是，反对党不能像台湾民进党那样以族群议题来撕裂社会、确保族群之间的和谐。
对外开放
新加坡1959年取得自治领地位，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又被迫独立。新加坡的生存能力是李光耀的最大关切。与那些持民族主义心态的新兴国家领导人不同，李光耀希望英军在新加坡能够更久一些，以便给新加坡打造国防能力提供足够的时间窗口。但非殖民化是英国工党政府的既定方针，李光耀得面对英军撤离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英国在1968年1月宣布将在1971年完成全面撤军。这给新加坡造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安全。在李光耀及相关国家领导人努力下，1971年4月，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达成“五国联防协议”(同年11月1日生效)。
另一个是经济。李光耀估算：“1968年至1971年，新加坡的经济因丧失了英军开支而蒙受重挫。这项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三万多份工作，间接地在支援服务领域提供另外四万份工作。”他说：“国际社会没有责任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不能够靠讨饭钵过活。”如何自食其力、发展经济，是新加坡面临的更大生存挑战。
李光耀清楚：“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因此，李光耀对发展经济学家炮制的“新殖民主义”与“依附”理论嗤之以鼻。这种理论说，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原料，又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消费品，这是经济侵略、经济剥削。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与产品市场，就会日益“依附于”发达国家，就成了“新殖民主义”的牺牲品。这是当时左翼非常信奉的理论。
新殖民主义理论当然是很可笑的。贸易是帕累托改善，交易双方都得益，没有谁剥削谁的问题。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矿产品与农产品，并从中国进口消费品。难道是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身为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反过来搞“新殖民主义”了?
李光耀的结论是新加坡绝不能信奉这一套，只能搞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尤其是来自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同期韩国的朴正熙及后来中国的邓小平，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李光耀认为：“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李光耀说：“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跨国企业身上……美国跨国公司到这里来设立的是高科技的工厂，规模大，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
身为总理的李光耀跑在第一线。1967年10月，他首次访美，在芝加哥一个午餐会上，向商人与企业家讲述新加坡如何从1819年1120人的渔村，发展成为拥有200万人口的大都市，“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学：我们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质量也更好，否则便死路一条’”。听众对这种“不靠讨饭钵”的精神反应良好。
局面打开之后，惠普与通用电气等美国大公司来新加坡投资设厂。1997年，新加坡有将近200家美国制造公司，投资账面价值逾190亿新元，在所有外来投资国当中高居榜首。
毋庸否认，新加坡1960、70年代的对外开放，是政府主导型的，但由于契合了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大势，这一政策取得了成功。进入1980年代，新加坡更进一步向自由市场政策收敛。在美国传统基金会搞的“2014年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二。
